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开始全国种植鸦片,并迅速实现了国产化和全民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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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脑海里,因禁烟而直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怎么样了呢?国内历史书籍很少提这个,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鸦片非法,肯定大量减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书,再次刷新三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禁绝鸦片,反而助其成长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之一。
这个结局,令我一时难以接受。
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以前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妨碍了历史真相的揭示。
鸦片早在唐朝时期就从中东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罂粟”、“阿芙蓉”、“白皮”,只是作为一种赏花植物而被栽培。宋朝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鸦片的药用价值,可以止痛安神。
一直到清朝以前,中国基本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
倒是在明朝中叶,印度人开始了普遍吸食鸦片。1513年,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鸦片,就会失去一切”。
只是想不到,300年后,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吸食鸦片的大国,反而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因为它生产的鸦片大都去了中国。
清朝建立后,海外鸦片吸食技术经过台湾、福建和广东传到内陆,吸食鸦片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但由于当时的鸦片价格较贵,只在上流阶层流行。
随着鸦片的逐步散播,到了雍正期间,不仅东南沿海,就连四川和云南也开始种植罂粟。雍正皇帝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清政府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惩罚措施包括充军、流放、杖打。
这是已知的最早禁烟法规,鸦片也正式成为非法物品。
然而,政策赶不上变化。大约在18世纪中后期,鸦片的吸食技术发生了进一步改进——从混合吸食鸦片烟草到单纯吸食鸦片,这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剧增。鸦片的进口量,从雍正禁烟的每年200箱,迅速增加到1767年的1000箱和1790年的1800箱。
于是,嘉庆皇帝在1796年刚刚继位,就颁布禁烟法规,禁止种植和进口鸦片。
鸦片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毒品。
但是,并没有阻止鸦片的泛滥。本土无法种植,鸦片走私便开始猖獗。1800-1820年,平均每年的鸦片输入量是4500箱。
越禁就越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持续而迅速的。
在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何中国人会这么迷恋鸦片?而且政府越禁烟鸦片反而越扩散?为何一向嗜好鸦片的印度人没有继续迷恋?要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外国,一定是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出现了偏差。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与清政府禁烟相应的是,清朝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1781-179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到2600万两,这种贸易顺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
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过程与原因大家都已熟知。
西方列强为了扭转白银持续流出的贸易逆差,选择投其所好,向中国倾销鸦片。1820-1830年超过1万箱,到了1835年,已经增加到了三万箱!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
从1826年开始,贸易平衡终于向西方倾斜,1831-1833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从中国流出,之后每年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出。以前赚到的外汇,现在连本带利地全吐出来了。
而吸食鸦片的群体,开始从上层蔓延至各色人群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士兵、商人、文人、妇女。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10%-20%的中央官员、20%-30%的地方官员在吸食鸦片,烟民总人数在200-1000万之间。按照林则徐的估计,有400万人抽鸦片,占比1%。
总体而言,鸦片还是局限于社会的较富裕阶层,平民抽不起。
依然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中国人为何如此迷恋鸦片?不要把问题总是政治化解读为西方别有用心,鸦片贸易的过程并没有强买强卖,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喜欢,而且,西方列强并没有只把鸦片卖给中国,北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都有,为何只在中国成功了?
对中国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缺乏宗教信仰和文字狱导致的精神空虚、空前专制导致的消极厌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疯狂增长的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清朝人每年花费在鸦片的支出,19世纪20年代是1800万两,1831-1834年间为2000万两,1834-1838年达到3000万两。
鸦片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伤害和道德损害,但清朝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绝不是清一色如林则徐那样的坚决禁烟,而是鸦片合法化的声音不绝于缕。
为此,朝廷举行了两年的大讨论。
2禁止还是放开?
1836-1838年,围绕鸦片的问题,在社会道德、政府尊严和经济税收之间,清朝政府分成了两派。
1、“驰禁派”,鸦片交易只能以货易货,避免白银直接外流;同时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进口鸦片征税,两管齐下以减少进口。这样既减少了白银外流,还增加了税收,可谓一举两得。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支持该主张。
2、“严禁派”,必须毫不犹豫地禁止鸦片。
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不仅要禁止鸦片,还要处死鸦片吸食者。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开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亲和爷爷都禁过烟,自己不能开了这个先例,遭致骂名。1838年,道光皇帝终于决定禁烟,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与此同时,许乃济被降职,从四品降为六品。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驰禁派”失势,禁烟成为朝廷决策。
到1838年底,外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经绝迹,每天都有鸦片吸食者被处决,洋商查顿在报告中说,“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说,清朝政府的禁烟执行效率十分之高,鸦片交易很快就停滞了。
如果禁烟后清朝击败了英国,那么,鸦片就很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绝迹,停止残害国人。只可惜,清朝一败再败,道德和尊严逐渐让位于经济,“驰禁派”渐渐得势,鸦片贸易再次崛起。
与很多人的历史认知不符,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业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发展。
19世纪70年代,国产鸦片的数量超过进口鸦片。到80年代,国产鸦片已经可以出口了,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鸦片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这种“惊天逆转”,为何产生?
原因无它,唯“财政”尔。每次财政困难,内忧外患的清廷就想对鸦片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鸦片合法化。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禁烟,要求国内禁种,设立禁烟馆,订立禁烟章程。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刘坤一的意思很简单,鸦片为国家贡献了很多税收,没有鸦片,这块收入从哪弥补呢?所以,禁烟万万不可行。
郭嵩焘是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极高,那句流传后世的“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二、三百年转型”就是他说的。但刘坤一作为封疆大吏和湘军核心,又岂是糊涂之辈?他对于艰难的时局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
完全禁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实际上,1842年《南京条约》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英国倒是希望清朝对鸦片征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没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再次提出鸦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损国体,无裨军饷”为由继续拒绝。
但是,两年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终于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清政府这个时候不再傲娇,想到了鸦片这个“夜壶”。
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鸦片进口每年为清政府贡献数百万两的财政收入。
必须指出的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国内的禁令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进口鸦片合法了,但本土鸦片依然非法。
很快,随着边疆叛乱、对外作战和巨额赔款,清朝财政不断恶化,清政府将眼光瞄向了本土鸦片。
但这事毕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现在想要,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于是,清政府首先在国内造势,工具就是民族主义。
1862年,郑观应提倡“鸦片商战”,建议民众多用国产少用进口,理由不是财政,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考虑,视之为驱赶洋人的固国卫民之道。后来,王韬等社会精英,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鸦片来减少对外国鸦片的依赖。这就是道光皇帝时期“驰禁派”的主张。
反正国人喜食鸦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产自销,既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创造财政收入,民族主义的“鸦片商战”呼之欲出。
眼看时机成熟,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就两句话,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鼓励自种土烟,向进口鸦片“宣战”。
这个时候,在民间看来,国产鸦片取代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政府眼里,扶植国产鸦片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在民族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裹挟下,国内种植鸦片是政治正确、经济合理,“以毒攻毒”的国产鸦片即将起飞。
7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鸦片;1879年,国产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81年,波斯进口鸦片全面停止,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市场,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所说,“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鸦片供应了”。
仅仅1年之后,1882年,国产鸦片开始出口了,“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部分鸦片供货”。
国产鸦片所向披靡,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将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打着爱国旗号的本土鸦片取得了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
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当时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国产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的最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食3斤鸦片计算,其用于鸦片的年支出只有3两白银,基本上是社会“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承受起的价格”。
于是,鸦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泛滥,“台蜀浆制渐广,遂至富贵贫贱尽垂涎”。在陕西,就普遍流传着“ 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 夜里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所燃”。
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证明,是中国人决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国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称,人人都抽得起国产鸦片。
清政府也得偿所愿,每年从鸦片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十分惊人。晚清名士何启、胡礼恒写过:
鸦片每年贡献税收2600万两,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之一。这个数据有多恐怖呢?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最巅峰也只有5000多万两,1900年清朝财政收入8800万两。
鸦片这么“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禁烟的说法已经慢慢消失了。
既然中央认可,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踊跃地“怂恿”农民种植鸦片,种少了还不行。陕西咸阳当时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不识相”的地区禁烟。比如山西,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全省进行禁烟。但是,山西的财政绷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丁宝铨向朝廷诉苦:
折子说得很直接,禁烟之后没有了鸦片税,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亏空一年比一年严重。
世事无常,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与喜感。曾经视鸦片为洪水猛兽的清政府,如今离不开鸦片,被鸦片彻底绑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因为“驰禁”的主张而声名狼藉,郁郁而终,如今,“禁烟”言论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只能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人们也只能选择跟随历史进程了。
就连林则徐也早在1847年改变了想法,他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林则徐认为,可以种植国产鸦片,来对抗进口鸦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为了给种植鸦片寻找理由,就说通过征税来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总之,种植鸦片,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鸦片贸易,并非强买强卖,首先是有人喜欢吸食,才有了这个商业行为。同样,鸦片种植,并非行政强制,首先是农民有利可图,才会广泛种植。
种植鸦片相比于其他作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罂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长期短,秋种春收,完美避开了春种秋收的农作物生长时间,有利于农时安排。还有一点,罂粟全身是宝,其汁液可以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
鸦片的价格稳定,而且销路远好于农作物,所以,罂粟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
早在1830年代,南方农民种植鸦片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筹办夷务始末》就记载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况: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到了70年代,情况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种粮食种罂粟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就曾在奏折写道,“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
到了清末民初,种植罂粟已经成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轩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块大洋换来的一包罂粟种子开始的。一本万利的鸦片很快让白嘉轩的家道殷实了起来,同时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红。不久之后,整个原上弥漫着罂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话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了罂粟的王国。
这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1923年,旅沪颖州同乡会派专人到安徽北部调查农民种烟情况。问道:“这烟土贵啦,都要卖两吊多钱一两,你们种烟比种麦有多大好处呢?”
农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种一亩地的麦,顶多卖一二吊钱,种烟总可以收一百多两土,大概能卖200多吊钱呢。”
也就是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地的100倍。
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 一场官民配合默契的鸦片种植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
光绪年间,有人浏览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耕地的1/3用来种植鸦片,年产值约六千万到一亿两,看罂粟就跟今天人们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重庆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贵州的鸦片质优价廉,几乎与进口鸦片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按当地官员的说法,“开垦之地半种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难以变更”。贵州一半的耕地用来种烟,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以说,到19世纪80年代,鸦片种植从南到北,遍及全国,并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还诞生了不同品牌,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等等。对于这种“盛况”,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对于这种全国风靡的奇景,郭嵩焘一针见血地地指出:
187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取消鸦片贸易,大清最后一招就是取消罂粟种植的禁令。阿礼国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报告给英国议会:如果中国无节制地种植罂粟,就会使鸦片价格下跌,就会挤走进口鸦片。
但英国议会并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来。
但英国政府显然想错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来。
结果,为禁烟而开战的鸦片战争,居然催生了鸦片的风靡全国,真是造化弄人。
因为在清政府的眼里,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虑,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维持专制权力才是目的。李鸿章在1880年还恬不知耻地上书:国产鸦片比进口鸦片的毒性低,把进口鸦片赶走后,再来禁止国产鸦片,为时不晚。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为自身邪恶做法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最终,鸦片不再是鸦片,而是权力化身。
他们宁愿鸦片毒害全民,断送国家前途,也不愿意放开工商业,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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