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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清朝官员认为日本陷民众于水火,要去解放他们

小炒君 小炒记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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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说,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莫名奇怪的自豪感如果是一群这样的人组成一个集体,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乌合之众”;如果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的一群人,那它还有救吗?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开始变法图强: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但结果的迥异,至今是中国人心头的一块“伤疤”。实际上,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自我感觉甚好,对日本改革充满了鄙夷。所谓一叶知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这场改革PK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愚昧嘲笑文明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已是老生常谈和历史公论,在此不再赘言。
然而, 清朝对明治维新的态度,却是“友邦诧异”,冷嘲热讽
江苏按察使(相当于省公安厅厅长)应宝时得知日本全方位学习西方后,痛心不已,捶足顿胸,感叹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不清,将陷万民于水火,还上书清廷,主张兴兵讨伐,阻止日本人继续犯错,要去解放日本人民
即便是强大起来的日本在吞并琉球与侵台事件中已表现出咄咄逼人,可大多数清朝官员也仅是不屑地哼出一句 “阴而有谋”、“穷而无赖”。
清朝驻日副使张斯贵特意作诗一首,讽刺日本人穿西式服装: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说他们实在是荒唐和滑稽。


就连积极推行新政、探究日本强盛之道的外交家黄遵宪,在初访日本时也留下“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这样虚骄自满的诗句。


上述提到的官员,在当时的清朝都属于较开明人士,他们尚且如此,可知整个清朝官场是什么氛围!


就连洋务运动的核心李鸿章,也对日本表示不解。


1875年,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对日本移风易俗感到困惑:


能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服,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认为日本人学习西方,是丧失自我,做欧洲“走狗”。
森有礼底气十足地回答:
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而感到骄傲。这些变革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
清朝都是这样的官员来主导改革,洋务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反观日本,不仅当时的日本人欢迎改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就写道,“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影响下改造社会,就在于他们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而且后世对引发明治维新的“黑船来航”普遍抱有感激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看到了新世界。
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政府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丑陋形象,“黑船祭”成为日本庆祝文明开国的“嘉年华”。

还有佩里,日本就在当年佩里的登陆地点建了一座佩里公园,还竖立着一个纪念碑,碑文是伊藤博文所写。

而当代中国人,普遍将鸦片战争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象征和被欺负的屈辱,而非打破闭关锁国的文明转折。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大于民主,这与日本刚好相反。
那么,中日两国面对国家危难和西方入侵,为何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2制度陷阱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说起日本,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就以为日本与中国很相似。其实,这是一种历史印象流和错觉,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大为不同。


小炒在《本想学中国,最终还是滑向欧洲,日本的历史宿命》中详细说过,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与中国迥然不同,却与欧洲非常相似都是封建割据和领地自治


而传统中国实行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统治,整个国家处于严密有序的皇权-官僚统治之下,权力控制一切,能直接对民众发号施令,所谓“全国一盘棋”、“一竿子到底”。


所以,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很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有效的反应。因为,清廷若决定改革,只需中央发布政策命令,全国的官僚系统就会立即在全国实施,整个国家就会得到较快的转型。

但日本就不同,一盘散沙,全国有200多个藩国,各自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的命令难以贯彻执行,藩国的政策也只局限于各自领地,难以影响到其他藩国。


康有为就是这样认为的:


“皇上乾纲独断,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日裔美国学者赖肖尔也是这样认为。中国只需要调整一部分政策,就能快速实现近代化,反观日本,在进行近代化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先进行集权的政治改革。


但是,事实证明,恰好相反,清朝故步自封,日本迅速转身。


因为,康有为认为的大一统专制优势,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专制与近代化改革不相容,要想推进国富民强的改革,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在消解自身权力,放松社会控制,“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是万万不能的,能够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所谓清廷的专制体制能更块地转型,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因为要专制政体去转型多元化,如同“何不食肉糜”,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操就不可能。因为二者的理念是天然冲突的。


一旦改革威胁到清朝统治者的传统权力,他们能立刻作出反应,给改革来一个紧急刹车。所谓大一统专制优势,不在于启动改革的迅速,而在于制止改革的灵敏。清朝统治者对洋枪洋炮和铁路机器有兴趣,但对自由、平等、宪政等概念唯恐避之不及。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的俾斯麦曾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


日本的政治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总会有藩国做出正确的反应,并通过实际效果逐步影响和传导到中央。而清朝单一的中央集权制,一旦作出错误的反应,建设性举措就无从谈起。因此,日本作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



从概率论的角度量,清朝体制,要么100%成事,要么100%败事,没有博弈空间;日本体制,成败概率是50%和50%,并能通过贝叶斯更新不断提高成功概率。


赖肖尔就在《近代日本新观》中说:“多元化的日本比一元化的帝制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地方叛乱”为开端的,最终地方军攻入东京,幕府倒台。这种地方击败中央的情况,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


1868年德川幕府投降后,日本并不是大家以为的万众一心顺利推行改革,而是在混乱中发展。新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蓝图,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富国强民,但没有统一的共识和明确的计划,这就导致政局不稳,1874年江藤新平叛乱、1877年西乡隆盛叛乱,然后镇压叛乱的太久保利通被刺杀,太久保利通是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



日本的第一部宪法,直到1881年才开始起草,而且1889年才颁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清楚怎么写,英国、美国、普鲁士……该学习哪个?伊藤博文不得不亲自前往欧洲考察。而且,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日本爆发了民众争取自由平等的民权运动,最终被强势镇压。


这种混乱形势,使得宪法花费了8年才出炉,1890年才召开第一次议会,日本的铁路里程,直到1880年也才160公里


所以,你看,19世纪60-90年代的明治维新,其图景与洋务运动截然不同,绝不是平静推进和顺利实行的,而是在多方角力与不稳定状态的混乱中发展


但发展的结果令人惊叹,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从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机器化的工业国。其具体表现,也属于老生常谈,不再赘述。


那么,从中日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稳定和混乱,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非黑即白,这需要辩证看待稳定可以带来秩序,也可以带来僵化;混乱可以带来动荡,也可以带来自由的火花


3商人在哪里?

近代化改革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商人。《菊与刀》就写道:


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重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

小炒在《300年前,东京就已经是全球最大城市》中已详细说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商人已经崛起,为明治维新做好了铺垫。野吕荣太郎就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说道:“日本国富的15/16被商人所收,剩余1/16被武家政府所收。


但是,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让商人阶层如此富有而冲击现有统治秩序。


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一直是权力压倒一切,政治大于一切,国家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一切社会空间,“利出一孔”,所有利益来源于权力。古代中国的那些商人,无不是权力寻租者,必须依靠政治庇护,官商结合才能发财致富,政府自然要从财富中拿走一大部分。


所以,那些大商人,发财的秘诀不在于资本,而在于封建特权,其背后都是达官显贵在撑腰。



当然,“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旦封建政府需要,这些商人的财富随时都会被剥夺,公开掠夺商人财富、强迫商人捐款、打倒商人,在古代中国是经常上演的戏码。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期,此时皇权地位一落千丈,但唐德宗依然能随心所欲地搜刮商人,《旧唐书·卢杞传》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件:


782年,为平定叛乱,朝廷连连用兵,军费紧张。唐德宗便下令,天下富商,每人最多留1万贯,其余“借”给国家。朝廷随即公开搜捕商人巨富,如果不交钱,就刑罚伺候,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整个京城的商业交易基本停止了。


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也是这样得来的。


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无法发展壮大,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就是“夜壶”,政府需要就拿过来用用,不需要了就嫌臭,比如胡雪岩。


但日本就不同,日本的地方自治和封建割据,使得统治者无法对社会全方位控制,也无力控制大商人,商业就在这些权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开始发展和蔓延,并抗衡权力。因此,封建割据下的权力分散,使得日本商品经济和商人的地位反而很高。



尽管幕府将军(中央)和武士阶层(地方)轻视和敌视商人,但分权制导致他们的权力受到制衡,有心无力,商人的经济力量最终挫败了他们的锋芒,以致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


这种结果,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是封建政府和商人阶级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自然发展形成的。


最终,有了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一只打破落后封建制度的商人力量就出现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就写道: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做出种种努力,日本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


反观清朝的洋务运动,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官僚控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用官场的游戏规则来经营企业,一群业余来玩技术活,失败是迟早的事。


小结

无论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还是集权专制在中国的发展,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特殊条件。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各国曾一度纷纷追求集权专制,营造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在这方面,古代中国独占鳌头。随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历史的进步,集权专制已经落伍了,被各国纷纷抛弃。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向胡适发难: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复: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便是著名的“梁胡之问”。


小炒分析问题,始终有一个主旨:内因才是主因,外因是次要的。晚清的落后腐败,根本原因也在于自己,一个烂透的制度和一群愚昧的统治者,明明抱着一块板砖,却自认为是金砖,还把别人怀里的金砖当成是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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