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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

小炒君 小炒说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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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就是一部“秦制历史”。
教员有云:“百代都行秦政制。”近代学术大V梁启超直言:“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在古代,则有北宋政治家兼大儒欧阳修畅言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所以,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都沿袭秦。历代王朝兴亡交替,盛极而衰,但秦制不变。
1秦制的特征
秦制的核心,就是提高政府对国家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能力。为达到这点,它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社会原子化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皇权不下县是其中的直接原因,但皇权为何不下县就可以建立稳定统治呢?
答案就是上面提过的社会原子化。
皇权政府将社会打散成“原子化”状态:消灭一切民间的中间组织,再把民间散沙化。就这样将民众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封闭个体,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是一座孤岛,这样每个单独的个体直接面对政府,无力抗衡只得乖乖服从。因此只要政府不胡来、不内讧,就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状态。

但是,这种社会原子化是反人性的,人有两个天性:生而自由、天然群居,没有人心甘情愿被管控,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冷漠而孤独的社会里。因此,若没有外力的强制,社会原子化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决定了秦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这种强制外力,一般来自两方面:
1、弱民。国家加大对民众的压榨,强大政府的同时,将民众的生活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民众更加惧怕和服从国家。
2、愚民。控制和阉割民众的思想,用各种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逻辑,来给民众打造错误的认知,避免他们觉醒的同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感恩和膜拜政府,从而“自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且天真地认为这还不错。
编户齐民(户籍制)、“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利出一孔”,都是秦制为了追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行的社会原子化策略。
通过这个步骤,最终实现全国资源操于政府之手,全天下的人都是服从者,全由政府说了算。在社会结构上,就是权力压倒一切,表现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对于政府而言,这就是“理想国”,一切为它所有、由它说了算,没有比这更爽歪歪的事情了。对民众而言,这就是“巨婴国”,任凭他人驱使奴役,丧失自主意识,还得对别人感恩戴德,实在是“被人卖了还得替人数钱”。
因此,在秦制社会里,政府的成功,建立在民众的失败之上。民众通常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但对个人前途充满悲观。
秦制并非中国独有,罗马、波斯、18世纪法国、法西斯、苏联都出现过,但只有中国将之延续了2000年、完善了2000年
我们先从它的源头——秦国说起。


2商鞅:官民对立的祖师爷
秦制为何会在秦国横空出世,而不是六国?这个原因小炒已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和《早熟的中国大一统:权力压倒一切》这两篇文章中详细论述。
核心意思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都不是原创,而是六国在变法过程中均实验过。至于为什么变法独在秦国生根发芽,而在六国人亡政息?这与秦国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文化沙漠导致法家思想易于接受、君主集权与贵族弱小的传统、商业薄弱导致社会结构简单。

单单看变法措施,商鞅变法与六国变法并无多大区别,大家津津乐道的郡县制、军爵制、户籍制、土地制、打击贵族,都在六国实施过,商鞅的实施策略并无新鲜之处。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独树一帜”:
商鞅变法第一次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百姓的贫穷与愚昧之上
所谓路线错了,书读得越多就越反动,商鞅就是典型例子。
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加强君主集权,提高对国家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详见《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一)——春秋战国》。但是,那个时候流行于六国的是“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这样的民本思想,传播范围最广的儒道墨,都凸显出浓厚的民本思想,六国变法没有一个公然抛弃这个底线

即便是法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商鞅变法的那个法家,而是有齐法家、三晋法家,它们都强调礼仪、道德的重要性,而且不排斥商业,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没有被漠视。
只有商鞅变法,公然背弃民本,将民众放在国家的对立面,君主集权、国家富强,就得想发设法防范和管控民众。

张金光就在其代表作《秦制研究》写道:“国家-社会-民众的对立格局是当时社会阶级机构的基本特点。”


商鞅是卫国皇族,游学于魏国,自然知道民本的重要性。他三次拜访秦孝公,第一次推销少干涉、追求自然和谐的圣人之道,“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推销仁政、道德礼仪的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直到第三次拿出了君王喜好的霸道,即所谓“强国之书”,秦孝公终于“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于是,商鞅把六国变法的内容全拿过来,进行了秦国化改造去掉其中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服务于君王需求为准则。剑走偏锋的商鞅,不知不觉走上了民众与君王对立的激进改革之路。


比如变法的重要措施“利出一孔”,这本来自于齐国管仲的《管子·国蓄》: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百姓的出路太多,不利于国君的控制,如果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渠道,君王只需要控制这一个谋生渠道,就可以垄断财富的分配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调配,就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治下的民众。百姓的出路全由君王决定,百姓自然视君王为父母,感恩戴德。


但是,《管子》虽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秦制措施,但书中不断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因此,管仲变法后,齐国虽然加强了国君的控制力,但实行了“重商”的惠民政策,这与秦制背道而驰。


但商鞅变法,全盘吸收了“利出一孔”的政策,却全然放弃了民本思想,反而玩起弱民、贫民的愚民政策。


弱民、愚民,自商鞅伊始,又经韩非子发扬,荼毒人心。


3步入邪恶:民弱则国强


商鞅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强国逻辑:“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首先,经济上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将“弱民”看做是‘国强’的第一要务,这番开天辟地的“民弱论”,读起来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商鞅的理由是: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民众贫穷了,就有动力去奋斗,但如果他们富裕了,就会有其他念头,不好控制。因此,国家富有,但让百姓长期保持贫穷的状态,就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堂而皇之地强调“弱民”必要性的同时,商鞅也毫不掩饰变法的反人类性质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政策背着民众来,民众就弱;政策顺着民众来,民众就强。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所以,政策就得“逆民心”,只有违背民心才能从根本上强国。


总之,商鞅处处都将民众与国家对立起来,双方是一种“你弱我就强”的弹簧关系,而不是“福祸相依”的共生关系。



商鞅为了“弱民”,出台了一系列编户齐民、严刑酷法、重农抑商、告密制度等政策,要将秦国彻底原子化秦国民众的粮食,除了维持生存的口粮,其他的全部上缴;农闲时期,官府帮你安排得满满的。一年365天,种地、徭役、兵役,几乎没有休息,你还不敢偷懒,人口普查、保甲连坐,乡里乡亲和官府把你看得死死的,一旦不听话就是严刑伺候。


可谓将民众压榨到极致,但也不会让你饿死或过劳死,得让你一辈子活着当韭菜啊。这就是“国富而贫治”,将民众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成为随时待割的韭菜。


但是,这种明显与民众需求相悖的政策,怎样才能延续下去呢?


任何一项大破大立的社会改革,必然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推行、才能延续。出台政策容易、执行和落实政策难,所以,自古以来,社会转折性的改革,往往都先需要进行思想革新。孙中山闹革命,必须宣传共和理念;俄国十分革命之时,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广泛传播30年;日本明治维新,荷兰传入的西方文化“兰学”,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先要进行“真理大讨论”。


先进改革需要先进思想,落后改革自然就需要落后思想:商鞅要消灭思想,不让民众思考



“民愚则易治也”,文化上愚民那就是杜绝民众的思想追求,只需要考虑生存就行。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众愚笨,这样就会有力量(君王就可可以利用)。民众聪慧,这样就会变得智慧充足,而力量不足(君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了实现“民愚”,商鞅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消灭思想。《商君书》多出提到要消灭“六虱”,所谓“六虱”,就是诗书礼仪仁智信这些东西。这本属于人性和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商鞅将之看做是危害国家的东西,必须铲除。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既可以损害敌国,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反之,国家富足而不作战,民众生活安逸了,就会去追求“六虱”这些东西,国家就一定会变弱。


2、消灭言论,不让民众随议论。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反对变法就抓起来,赞成变法就流放。反对不可以,唱赞歌也不可以,明摆着就是不让你说话,只需执行即可


《商君书》那些耸人听闻的“弱民”、“愚民”言论层出不穷,读起来实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这该是内心么邪恶的人,才能想得出的法子啊。



现在,有一些恬不知耻的作者,谄媚权力,为了给商鞅洗白,就说“所谓弱民,削弱的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而是可以在中间吸血的豪强。”但是,翻遍《商君书》的原文,没有任何原话可以表示“弱民”弱的是豪强


对《商君书》遍布的“弱民就是要弱民众”言论视而不见,非要牵强地偷换概念,这些作者,强行捏造,真的是坏透了。


“弱民”、“愚民”之后,民众就成了一个个会说话的工具,剩下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给管起来呢?商鞅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如果用善良的人来治理奸诈百姓,必然天下大乱。如果让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徒来治理善良百姓,国家就会越来越强。


于是,编户齐民、严刑酷法、告密制度,社会原子化+严密管控,商鞅就像养猪一样,把民众圈养了起来,随时被屠宰。



然后提出军爵制的“利出一孔”,民众只有通过上阵杀敌立战功,才能封官进爵。这样,通过“利出一孔”形成的国家动员的民众积极性,就十分充沛了。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


不要用战功以外的其他渠道授予官爵,这样民众就不会重视学习,专心务农。民众没有学问,就会变得愚钝,愚钝了就不会与外交往,国家就会更加安全不会灭亡。


你看,“利出一孔”与“愚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最终,“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民”只知种地打仗,不知学问知识,这完美符合商鞅设计的系统,社会彻底丧失多元化的可能。


至此,商鞅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建立在民众的贫穷和愚蠢之上的,逻辑上不成立的事情居然在现实中出现了。


80年后,荀子巡游秦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百姓质朴憨厚,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顺从,这就是长时间驯化的结果。


4韩非子:民众就是巨婴


反民智、愚民最彻底的,还不是商鞅,而是比他晚100多年、号称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


有人说,商鞅愚其国,韩非愚其民


将民众比作婴儿的第一人,就是韩非子


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不懂得如何治国的人一定会说:“要顺应民心。”但是,假如顺应民心真的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就没有用了,只需要听从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可见,民智是不可以采用的,因为它就像婴儿的想法一样不靠谱。



当韩非言之凿凿地宣称只有违背民心才是从根本上为民众着想时,实乃惊世骇俗。实际上,法家或者说秦制的理念,从来不是民众,而是控制民众。韩非子的这段话,无非是为君王单方面控制民众来强行寻找理由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非子并非不相信民智,而是惧怕民智开启对君主的威胁


古者黔首俯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比较好糊弄。现在的民众心眼多而聪颖,总想着为自己盘算,不肯听从君主命令。


商鞅认为民众不需要大脑思考,只管埋头苦干就行。韩非子更进一步,认为无法杜绝民众的思考,因此需要灌输和改造民众的思想,使之符合君主控制的要求。


因此,当韩非子意识到“今民儇诇智慧”时,提出了思想改造,将之打回到“婴儿”状态。


首先,清除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之为“五蠹”,五种社会蛀虫。这些人有资源或学识,自由惯了,与君主需要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



然后,教育六种人: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懂得维护自己利益,但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君主控制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强教育。


最后,奖励六种人: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民众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鄙视后六种人,实际上后六种人有益于国家,他们服从君王命令,为国家创造财富,忍耐顺从,因此君主需要尊重和奖赏这些人。


消灭一批、教育一批、奖励一批,三管齐下,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进行改造。


但是,奖励的这六种人是反人性的,民众很容易反弹回到“五蠹”和前六种人,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拾商鞅的愚民政策,将民众维持在“婴儿”状态。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是禁止他们的行为。以此达到“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的净化状态。



最终,韩非子心中的“理想国”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里没有经典书籍和先王遗训,只有君主控制下的律法和官僚。韩非子已经将将“愚民之治”抬举到了“明君之道”。


读到这里,你还会认为法家是法治的先声吗?还是别侮辱“法治”这两个字了,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谈何法治?


对于民众,韩非子希望他们脑中除了君王要求的思想外,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始终保持在“婴儿”状态。身体和年龄在增长,但思想停滞不动了,始终停留在最初相信的那一套(帝王思想),这就是“巨婴”。



为了满足皇权一己私欲,韩非走向“愚民”“反智”的极端,将自己铸造成了一个思想酷吏。对此,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中痛心疾首:


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其余祸可谓深矣、远矣、巨矣。”


而这本书的开篇之语是这样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种反智与愚民,经商鞅破天荒提出,再由韩非子发展和完善。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著作,长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明朝吏部侍郎赵用贤则云:“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明明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但又心虚不敢承认,只好用其他学说(比如儒家)做招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小结

关于秦制,曾有经典评论:除了皇权,全天下都是失败者。秦制将民众与皇权政府对立起来,视作一种敌对关系,防民如防贼,用民往死里用,皇权爽了,自然天下百姓就遭殃了,物质和精神双双被阉割。


正所谓变法图强的秦国越来越强大,亚历山大的秦人也快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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