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三)——两宋
小炒注:“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温家宝
宋是一个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朝代,它经济繁荣,却积贫积弱,将一副好牌打烂。而这一切,都能在财政上找到原因。
为彻底解决地方割据,宋朝实行中央养兵和官员互相制衡,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员俸禄让宋朝喘不过气。两次财政改革,分别从减少支出和扩充收入着手,均告失败,宋朝财政走投无路,奔向了通货膨胀这个深渊。
为便于阅读,我将第三周期分成上下两篇。上篇写隋唐,本篇写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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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五代十国(907年—979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政治上虽然分裂,但经济上联系频繁。
一大批出身于庶族的藩将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主流,各国的帝王大多出身于下层人士,将相大臣也大多出身微寒。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科举制的兴起以及唐朝民间经济的繁荣,大批庶族地主涌现,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种趋势。
庶族地主出身平民,大多靠商业发家,在观念上更加务实,不受儒家经济观念的束缚,不相信君权神授,只相信实实在在的势力。因此,相比于前代的重农抑商,五代十国的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商业,通过商税强化政权,尽管战乱频繁,但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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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改革北宋承袭后周。后周(951-960年)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朝代,由后周太祖郭威灭后汉开国。
954年,著名的周世宗柴荣继位,立即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1、土地改革,学习北魏的均田制,把中原无主荒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
2、税收改革,取消所有权贵的免税特权,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占有土地就必须向朝廷纳税,包括孔子后裔;
3、仿照唐武宗灭佛,废除寺院3万多所,新增良田万顷,迫使6万多名僧侣大批还俗,收购民间佛像铜器铸钱。
改革之后,后周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强,先后击溃南唐、后蜀,占领富庶之地江浙和四川,使后周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公元959年,柴荣英年早逝,在位才5年,年仅46。柴荣的早逝给了赵匡胤登上最高权力的机会。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以政变的形式建立北宋。唐朝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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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地方割据,财政之伤针对节度使问题,宋太祖的办法简单直接:收缴兵权,中央养兵,弃府兵制用募兵制。全靠中央拨款。
针对权力集中问题,各级政府财权、军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皆由中央任命。因此,北宋创设了最复杂的官僚制度,官员互相牵制,各级政府盘根错节。
从此,地方势力再也没有能力挑战中央,北宋之后的封建王朝,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由此也带来财政上的一大问题,养兵要用钱,公务员也得花钱。
北宋养兵120万,创历史之最,军费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80%以上。关于北宋军费开支之巨大,宋仁宗时的大臣蔡襄曾提到:
“禁军一兵之费,一岁约费钱五十千文。厢军一岁费钱为三十千文,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
这还只是士兵的工资,不包括前线支出、军官俸禄等费用。加总起来,达到6000万贯。如遇到战争,费用又得增加千万巨。
北宋在编官员2.5万名,疆域更大的唐朝从没超过2万,地方吏员二三十万名,科举取士人数是唐的5倍。俸禄支出1200万贯。
军队和官员的支出就已经是7200万贯。这还不包括基建、皇室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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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的财政制度农业税上,北宋沿袭唐德宗的“两税法”,承认土地私有制,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一般每亩收1斗(12.5斤,引进水稻,亩产300斤左右),江南等地每亩收3斗,两税收入2000万-3000万贯之间;政府养兵,没有了兵役,但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北宋农民的税负并不轻。农业税总共在5000万贯-7000万贯之间。
商业税上,宋朝鼓励商业发展,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宋仁宗在一道诏书中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工商税率比较低,2%-3%之间,商税最初500万左右,中期保持在1000万左右。低税率成就了宋朝经济的繁荣,但民间商业集中在利润微薄的产业中下游,如服装、玩具等。
国营专卖上,宋朝的国营专卖比汉唐都要严酷,专营的领域更广,囊括了盐、酒、铁、茶、香料、醋等上游产业,并且制定严酷的法律禁止民间涉入,更是加强了对专营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专营收入达到4000万贯,是晚唐税收总额的两倍。这种政策间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本质原因,后面再表。
北宋初期财政总收入是7000万贯至8000万贯,中后期的财政总收入在1.2亿贯至1.5亿贯之间,峰值是1.6亿贯,远超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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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改革,缩减开支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北宋对西夏开战,仅陕西一带的战前开支为2000万贯,开战后疯长到3300多万贯。土地兼并的严重激发了民变,有文献记载的起义就有三四十起。北宋的财政问题凸显。
公元1044年,宋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试图进行财政收缩。
针对冗兵,范仲淹提出恢复府兵制,寓兵于农;
针对冗员,范仲淹改革考核体系,淘汰官员,仿照唐初实行公廨田;
针对收入,范仲淹提出重视农业,轻徭薄赋。
范仲淹改革的实质是儒家的小农经济,减少政府支出,减少农民负担,但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整个官僚反抗范仲淹改革,一年以后,改革无力推进,范仲淹心灰意冷,远走陕西。
范仲淹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以他抱守的儒家经济为理论基础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
他的脱离实际在军事改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直接由募兵制改回府兵制,宋仁宗断然拒绝。
在政治体制上,更改法令,精简官僚,初衷是好的,但改革者并未掌握实权,只依靠皇帝强行推进改革,如此冒进,只会招来强烈的反抗,儒家这种幼稚的改革变表现,前有王莽改制,后有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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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钞养兵,古代版房地产范仲淹改革难以推进,军费问题依然困扰着宋仁宗。公元1044年,宋仁宗推出盐钞。
盐钞是北宋的创新,商人先向官府交一笔钱,换取凭证,这张凭证就叫“盐钞”,商人凭盐钞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边关地点销售,商人自己负责运输。
盐钞的实行,不仅给宋仁宗带来了700万贯左右的财政收入,还为政府节省了500万-700万贯的额外开支,满足了80%的边关军事开支。
北宋那时还没有出现纸币,由于盐钞的良好信誉,后来盐钞逐渐货币化,成为交换媒介。盐钞是建立在人们对盐的正常需求上的,发行过量,就会形成泡沫,一地鸡毛。
政府抑制不住敛财的冲动,发行了大量的盐钞,远超实际需求,在1073年,民间实际盐需求是43万席,而陕西边关发行的盐钞就超过了90万席,盐钞越来越不值钱,最后无法实行了。想一想,这跟房地产多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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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强势的国营政策宋仁宗死后不久,宋神宗上位,面对刻不容缓的财政危机,公元1069年,启用王安石开始敛财的改革。
当时还发生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激烈辩论,极类似《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秦汉》里的盐铁论。
儒家代表的司马光依然是儒家经济那老一套,认为政府应该节省开支,以农为本,不要随意从民间搜刮;王安石认为政府正常开支不应缩减,利用政府力量搞活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在理论上,无疑王安石更先进,但在中央集权制下,一起做饼往往就演变成了分饼大战。皇帝肯定赞同王安石的开源政策。
三年间,市易法、青苗法、方田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推出,将基建、金融、商品买卖等全部由国家掌控。俨然一副计划经济的样子。
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变法都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
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但变法实实在在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紧张。免疫法创收400万,青苗法创收300万,市易法创收100万,其他的贡献微乎其微。
改革者足够决绝,也掌握了政治权力,但王安石变法依然很快被废除,变法失败原因众说纷纭,甚至有人神化他,说他的改革过于前卫,超越千年,但真实原因就一个:
开国实行的严酷国营政策已透支民间财富潜力,此时的改革实际上是与既得利益者争利,当既得利益者把自身损失转嫁给底层平民时,改革同时面临着两个庞大阶级的阻挡,无法形成新的利益阶层,这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王朝财政体制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整体性配套改革。为了维稳,中央政府变得趋于保守,不复汉唐雄风。后人对他的推崇与怀恋,实际上是一种对国家变革的渴望。
但是,王安石变法既不先进,也不前卫,不过是封建王朝国进民退的又一次上演罢了,与桑弘羊、刘宴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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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挽救财政北宋末年,财政年年赤字,财政收入只能覆盖支出的3/4。两次变法,财政收缩和财政扩张均失败,面对赤字,政府无所适从,只得喝下通货膨胀这杯烈性毒酒。
公元1102年,作为王安石女婿的哥哥,敛财能臣蔡京成为北宋的宰相,四处敛财,新增收入2000万贯,搜刮完民间后,就利用货币的通货膨胀不断从民间抽取财富。
1102年5月,在蔡京的主持下,政府铸造折五钱“圣宋通宝”,贬值2.5倍,试行成功,经济未出问题。
1103年,朝廷下令铸造折十钱“崇宁重宝”,其中铜钱3亿文,铁钱20亿文,币值再贬2.5倍,新币总额将近市场流通总量的1/10。
新币的大幅贬值,引发民间私铸之风,民间经济受到创伤,宋徽宗担心出问题,逐步禁止折十钱流通,强制收回,并将蔡京罢相,但官府收购折十钱的价格较低,百姓财富凭空遭受巨大损失,再次遭到政府洗劫。
公元1107年,蔡京官复原位,再铸折十钱,并严厉打击民间私铸。公元1111年,宋徽宗命令折十钱贬值为当三钱,持有折十钱的人的资产一下子缩水70%。
随着折十钱数量的越来越多,温水煮青蛙,老百姓生活日益贫困。
政府不仅将铜钱、铁钱大幅贬值,还将具有货币功能的区域性纸币交子、钱引也大幅贬值,而且纸币的贬值更加轻松高效。
交子起源于宋仁宗时的四川,由民间自发发行,流通量一直保持在25万贯,宋徽宗发行交子后,用5年的时间将发行量扩大20倍,交子的价格从1000文直线下跌为不到20文,引发金融崩溃,政府一看形势出现失控,发行新交子,按4:1兑换,即4贯旧交子兑换1贯新交子,一下子贬值4倍,持有交子的人的资产缩水75%。到最后,政府停止兑换交子,任其自生自灭,将持有交子的人洗劫一空。交子失去信任后,政府又发行纸币钱引,玩法与交子一样。
民间财富被政府剥夺干净,当北方战事又起时,政府已经无力筹集军费了。1126年,蔡京被罢官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第57年,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从开始实施通货膨胀,到北宋灭亡,仅仅24年。
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偏安杭州。南宋基本完整继承了北宋的体制,只是人口和土地有所缩减而已。南宋从建立伊始,就自带财政失衡这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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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上,南宋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专营收入、地方的上供、各类商税。
南宋丧失半壁江山,人口降至七八千万,耕地降至700万顷,加上战争的破坏,作为祖宗正赋的两税收入自然大幅减少,1500万贯左右。
南宋朝廷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每年上供,折钱交纳,“以助国用”,初期每年上供1500万贯左右。
盐、酒、茶等各类专营收入4000万贯,仅盐利一项就有1500万贯。
各类商税合计2000万贯。
财政总收入9000万贯,峰值是宋宁宗嘉定期间(1208-1224年)的1亿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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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命门相比北宋,南宋多了个北伐战争这个财政黑洞。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北伐收复失地,南宋国祚152年,进行了4次北伐:岳飞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入洛。每一次北伐持续多年,包含多次战争,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飞北伐,持续6年,来回折腾4次,大小战争10余次。每一次战争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南宋的财政赤字如影随形,帝国随时都有财政崩溃的可能。
南宋初期,政府部署六大集团军,近20万人,“月费两百万缗”,年花费2400万贯;川陕前线至少40万人,年花费“钱三千余万缗,粮一百六十余万石”。两项合计,南宋初期的军费开支6000万贯,中央行政支出1300万贯,两项刚性支出合计至少7500万贯,这还不包括基建、赈灾等大额支出。对于一个刚建立在废墟上的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不爆发战争的平静年代,南宋财政勉强平衡。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陡增的军事开支让财政立刻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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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不掉的通货膨胀南宋发行了纸币会子,使用范围比北宋时期的交子更广,与北宋一样,南宋政府又想到了通货膨胀这个“夜壶”。
1161年,南宋在全国推行会子,最初的发行量在1000万贯左右;
隆兴北伐后,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发行量达到2400万贯,增长2.4倍,会子贬值了25%,能兑换750文钱,还算比较克制;
宋宁宗(1194-1224)上位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希望通过会子解决财政问题,以支持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会子发行量达到1.4亿贯,比继位初增长14倍,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政府尝试过回收,但手中资产有限,仅收回了5%不到的会子。会子价格跌到100文钱。
宋理宗(1224-1264)时期,公元1234年端平入洛后,会子发行量达到3.2亿贯,比继位初增长2倍多,贬值25%,米价暴涨至每斗3贯400文,是宋孝宗年间的13倍。1247年,会子发行量达到峰值6.5亿贯,200文的会子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基本成为废纸。
公元1262年,宰相贾似道发行“关子”取代丧失价值的“会子”,但强制作废、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措施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又成为了废纸。
与北宋末年一样,货币不断贬值,民间经济被掏空,造成国家财政枯竭,无力扩充兵员抵御外敌。
公元1279年,蒙古人叩关入侵,政府财政枯竭,无力抵抗,南宋灭亡。
财政收缩和财政扩张均快速失败,证明集权财政制度走进了死胡同。面对生命力旺盛的工商业,集权财政制度无法调和彼此利益,以实现共荣,最后同归于尽。
清除了世家大族这个顽疾后,如何处理蓬勃发展的工商业,成为关乎集权财政制度存亡的核心问题。二者能否共存?
THE END
明朝没有选择拥抱工商业,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小农经济,回到了原始制度,成为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分水岭。没有了民间经济这个“麻烦”,集权财政制度能否走出历史循环?具体分析请看终篇《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四)—明清》。
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秦汉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一)——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