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中东，离群众太远，离暴力太近
小炒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毛泽东思想
鲁迅曾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纵观中东各国的近现代奋斗史，用鲁迅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20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恺加王朝灭亡后，中东各国接连独立，摸索国家前进的方向，以世俗主义取代伊斯兰主义，由此又造成政府与民众隔离，国家纷纷陷入动乱泥团，成就今日中东祸乱之源。
西方崛起后，中东的封建王朝与中国清朝一样，任人宰割，也进行了相似的自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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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病夫奥斯曼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是奥斯曼帝国的“鸦片战争”，割让匈牙利，成为奥斯曼帝国由盛而衰的标志。
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与以前阿拉伯帝国一样：征服民族在人口和文化劣势的情况下，用强大的武力和经济权力的让渡来统治不同文化的多个民族，统治基础本就薄弱。而且突厥人比阿拉伯人更落后，民族融合更加艰难，领土离心力较强。
首先是俄国的占领。17世纪末开始，俄国人发动了十几次俄土战争，最终占据黑海和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是巴尔干的独立。巴尔干与奥斯曼在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别巨大，当奥斯曼帝国丧失武力优势后，19世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纷纷独立，1913年，巴尔干四国同盟打败奥斯曼。自此，奥斯曼几乎丧失全部欧洲领土，退缩到君士坦丁堡。
在此期间，埃及独立，英法意三国趁火打劫，占据北非。
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损失3/4的国土，仅剩下中东亚洲部分领土，比难兄难弟的清朝惨重得多。
奥斯曼为夺回领土，参加“一战”。战败后，协约国瓜分奥斯曼帝国剩余领土, 1920年强迫其签订《色佛尔条约》，只有小亚细亚半岛的部分版图属于奥斯曼。
黄色部分属于奥斯曼
与清政府一样，在衰落过程中奥斯曼帝国试图自救。
谢利姆三世（1789-1807年）和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开始进行“洋务运动”，组建新军，引进西方科技。
1839年经历“甲午战争”，惨败埃及，海军全军覆没，举国感到屈辱：“我大突厥怎么连小弟埃及也打不过”，痛定思痛开始更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坦志麦特”。
1876年开始“戊戌变法”，实施宪政，成立议会。
然而，所有的改革，都没能阻止军队的接连溃败和领土的不断丧失。
奥斯曼所有改革都失败的原因与清朝一样，封建体制下的改良运动，是体制内的狂欢，平民处于边缘位置，改变不了国家整体弊端。其结果只会有两个：国家的外强中干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这种剧情在后来的中东不断上演。
而更可悲的是，帝国内除了土耳其人，非但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拯救帝国，反而还挖墙脚。中东的埃及和阿拉伯人就是典型，后面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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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病相怜的恺加王朝突厥人分支恺加人终结萨法维王朝后，于1794年建立恺加王朝，定都德黑兰。
波斯地区高原迭起，部落林立，作为落后民族的恺加人，其统治更加虚弱。恺加王朝将高加索地区和中亚部分割让给了俄国，迫于英国压力放弃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收缩至现在伊朗的疆界。
内忧外患下，恺加王朝也要自救。
1848年国王纳绥尔丁学习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开始西化改革；
1906年“戊戌变法”，实行宪政，限制国王权力。
结果自然是于事无补，国家依旧动乱不止。1907年，英俄两国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
对伊斯兰教而言，民族主义是舶来品。传统伊斯兰教认为，宗教共同体是穆斯林唯一效忠的对象，无论种族、语言和文化，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姐妹。
然而，现实屈辱的极大冲击，以土耳其、埃及和伊朗为代表的中东主要国家意识到伊斯兰教无法改变现状，纷纷以民族主义实现统一，以改良主义实现自强，抛弃伊斯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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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绝的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土耳其人，发现自己在国内没有朋友，孤立无援。
《色佛尔条约》宣判了奥斯曼帝国的死亡，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猛攻土耳其，占领安卡拉，土耳其也快灭亡了。
苏联挽救了土耳其。
苏联不希望自己家门口有个西方国家，于是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支持。1920年底奥斯曼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与苏俄一起消灭了襁褓中的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共和国；1922年，将希腊人逐出土耳其；1923年，凯末尔与协约国签订《洛桑和约》，以放弃其他领土的条件保留了现代土耳其的范围。
奥斯曼土耳其与俄国的关系就是这么戏剧化，以前两国是死敌，打了200年仗，奥斯曼帝国被打得奄奄一息，然而最终却是俄国拯救了土耳其。
1923年10月，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会议，废除苏丹制度，土耳其成为中东第一个共和国。
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了彻底的世俗改革，毫不留情地清除奥斯曼和穆斯林的影响，将世俗化写进宪法，促进土耳其的现代化。
其模式就是，军队和上层精英把持国家，对下层的伊斯兰化要求进行残酷镇压，实行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世俗化为准则实现国家现代化。军官成为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助力，并被其他国家效仿。
凯末尔彻底改变了突厥人的国家，成为“土耳其国父”。
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步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土耳其不再插手中东事务，全身心地发展经济，脱亚入欧，在中东乱象中独善其身。二战中，土耳其保持中立。1952年，加入北约。从80年代开始，土耳其全力争取加入欧盟。一直到现在，土耳其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
凯末尔的西化改革，利用个人声望强迫民众遵从国家整体利益，不可避免地导致土耳其人的意识分裂成世俗价值观和穆斯林原则两种。当民众不能分享国家利益成果时，一旦情势有变，伊斯兰主义就是他们抗议的有力武器。
土耳其最初实行一党制，保持了国家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阶层希望改变政治地位，1950年土耳其与时俱进，实行多党制，实现了现代民主的飞跃。
不幸的是，军事未进行现代改革，民主政治对军队的制约一直未能实现，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地干预政治，打破了民主政治的正常递进嬗变过程。军队成为官僚资本和既有秩序的保守维护者，军队的每一次干预和政变，都是民主进程的倒退，都促进了国内伊斯兰情绪的成长，埋下动乱种子。
70年代开始，穆斯林政党有所抬头，80年代伊斯兰教学校增加了4倍；1995年，穆斯林政党与世俗派联合掌权；2002年，穆斯林政党掌权。伊斯兰记忆在土耳其人心中重新被唤起。国家呈现动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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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政治的埃及第一个挖奥斯曼墙角的内部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延续了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马木鲁克王朝的军人政治传统。
1798年拿破仑撤离埃及后，军人穆罕默德·阿里填补了权力真空，建立世袭的君主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在1811年将马穆鲁克悉数屠戮，铲除了政治障碍，启动以军事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并建立起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
埃及是19世纪西化程度最高的中东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穆罕默德·阿里因此被誉为“现代埃及之父”。
穆罕默德·阿里利用这支军队，攻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亚历山大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试图建立埃及的奥斯曼帝国。
1840年，在西方势力的强硬干涉下，埃及撤军，对外扩张失败后，穆罕默德·阿里就停止了西化改革，心灰意冷，积郁成疾。此时，埃及民众的生活依然在水深火热中。
埃及的致命难题是资源匮乏，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95%为沙漠，尼罗河是其生命线，资源承载力有限。一旦以战养战和扩张失败，本土将是一地鸡毛。
到了穆罕默德·阿里之孙伊斯梅尔期间（1863-1879年），扩张失败导致的矛盾爆发：埃及发生债务危机，国债从300万英镑飙升至9000万英镑。埃及开始变卖国家资源，1875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卖给英国。1882年英国军队入侵，埃及成为殖民地。
英国将苏伊士运河视作帝国生命线
一战之后，埃及民族主义兴起，争取国家独立，1923年实施“戊戌变法”，制定宪法，自由选举。但也只是流于形式，埃及社会一成不变。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埃及惨败，击碎了埃及的民主梦。
1952年，纳赛尔以军队政变控制了埃及政府。1953年，废除世袭君主制，成立共和国，解散一切政党，实行军人独裁统治，并清洗穆斯林兄弟会。
论将一手好牌打烂，埃及的纳赛尔绝对榜上有名。纳赛尔时期，埃及统一已愈140年之久，埃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已形成，开罗的灿烂、西化改革的历史使埃及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文化基础，二战后西方各国忙于恢复经济为埃及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956年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和英国军队的撤离使纳赛尔名声大噪，若此时纳赛尔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遗风，发展经济，必将使埃及重回荣光。
可惜的是，纳赛尔执政18年，好高骛远，脱离群众，一直以中东老大自居，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的阿拉伯世界，频繁干涉中东革命，主导了两次中东战争，错过了发展机遇，整个国家财富消耗殆尽，百姓困苦不堪，日益成为中东二三流国家。
穆斯林兄弟会趁机在埃及民间开始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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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伊朗波斯有着3000多年的辉煌历史，而且基本没中断过，在历史认同感方面中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波斯相提并论。
1921年，波斯军官礼萨·汗，推翻虚弱的恺加王朝，开创巴列维王朝。
礼萨·汗敬仰“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以土耳其改革为样板，凭借独裁君主的权力，1925年推行以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为特征的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改国名为伊朗，礼萨·汗因此被誉为“现代伊朗之父”。但相比土耳其，改革成就较小。
两国的主要差别在于：1、土耳其在凯末尔之前已经历了100多年的西化改革进程；2、土耳其人没什么历史包袱，伊朗无法与伊斯兰教的千年影响一刀两断。
礼萨的改革为伊朗注入了现代性活力，专业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涌现，也使得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尖锐化。
伊朗在30年代就有了芭蕾舞团
196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礼萨之子穆罕默德开始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革“白色革命”，复兴波斯。“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左右，人均GDP从160美元跃增为2250美元。与此同时，权贵经济盛行，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1971年的德黑兰大学
为了照顾民众的伊斯兰情绪，穆罕默德•礼萨建立了比以前所有国王都要多的清真寺，但依然无法阻止政权被颠覆。对于民众而言，伊斯兰主义不是目的，而是反抗手段。
1979年，伊朗伊斯兰领袖霍梅尼在万人空巷的盛况下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朗逐渐变得封闭、落后。伊朗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第二个挖奥斯曼墙角的就是阿拉伯人。
一战爆发后，先知后裔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伊本·阿里与英国达成合作协议：侯赛因发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事成之后英国将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帮助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权。
从一开始就依赖外部势力，得国不正，注定不会有好结局。脱胎于殖民地，新月沃地和阿拉伯半岛的政权依赖西方扶持，政权合法性的不足是它们的最大问题，导致迟迟不去发展经济。
1916年英法俄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在新月沃地和半岛形成四个委任统治地和一个封建王国。哈希姆家族的希望落空，这直接暴露了西方国家分化和弱化中东的目的。
首先是新月沃地：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统治。
衍生出的现代新月地带四国（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其共同特点是没有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家的建立源于殖民地划分，没有考虑实际的地理界线和人口分布。
然后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是殖民地，为避免难以把控的哈希姆家族坐大，英国撤销对其统治的汉志王国的支持，转而支持沙特家族的内志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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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同根生的叙黎1918年侯赛因第三子费萨尔攻占叙利亚，宣布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独立。1920年法国进驻叙利亚，废黜费萨尔。
为了分化阿拉伯势力，法国将叙利亚肢解成各自为政的独立区，这种分割统治造就了黎巴嫩这一独立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分支马龙派集中在黎巴嫩，并面朝地中海。
在法国的支持下，黎巴嫩总统和军队司令一直由马龙派担任，黎巴嫩的问题是，马龙派是人数最多的教派，但是占全国的比例不到50%，并且越来越低，伊斯兰教自然不满。穆斯林与基督徒所导致的内战，以及抗击以色列的什叶派真主党所导致的黎以冲突，是黎巴嫩动乱的两大主因。
即使西方势力扶持黎巴嫩发展，也缓解不了内部矛盾，黎巴嫩内战不止，1975年更是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黎巴嫩政府只有放弃西方支持，依靠自身解决内部问题，才能营造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叙利亚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其主体是逊尼派，还有15%左右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5%左右的什叶派分支德鲁兹派，东北部还有10%左右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就是中东的“南斯拉夫”。
再加上处于四战之地的开阔地缘位置，难以实现稳定与统一，甚至有解体风险。
40年代末法国撤走后，为了稳定民众，叙利亚政府趁机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
1951年，叙利亚领导人以一致对抗以色列凝聚人心。1957年，致力于统一阿拉伯世界、实现阿拉伯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政党复兴党控制了叙利亚政权。没有哪个政府有意愿或能力来发展本国经济。
直到1970年，军队领袖哈菲兹·阿萨德以政变形式掌控复兴党，其后连续30年的独裁统治使得叙利亚有了个相对稳定的局势，在苏联的支持下，叙利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也仅仅恢复农业而已，没有进一步的工商业发展。
叙利亚政权的问题是：阿萨德家族属于少数派阿拉维派，且依赖俄国支持。若经济发展、国民觉醒，阿萨德政权会边缘化甚至被推翻。
因此，叙利亚不断制造黎巴嫩问题和以色列问题，转移群众视线，维持政权合法性，经济发展始终不是它的关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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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与伊拉克1921年，在英国支持下，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统治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地区，这就是现今的约旦；三子费萨尔统治伊拉克。
约旦民族成分较为单一，几乎全是阿拉伯人，其中巴勒斯坦人占60%以上，90%以上民众信奉逊尼派。哈希姆家族掌控约旦，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
约旦也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抗击以色列维持自身合法性，无心发展经济。
伊拉克类似叙利亚，在历史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由奥斯曼帝国的3个省份强行合并而成。伊拉克穆斯林人口分属逊尼派和什叶派，人数差别不大，北部的库尔德人占1/5，是一股独立力量。因此，伊拉克的统治也很困难。
1933年费萨尔去世后，伊拉克陷入动乱，军事独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
1958年，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军官屠戮哈希姆家族，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与叙利亚、埃及一样，军政府也以统一阿拉伯转移国内矛盾。
1968年，与叙利亚一样，伊拉克由复兴党执政，得到苏联支持，在贝克尔的领导下，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依靠石油经济，“矮子里拔将军”，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伊拉克曾经的繁荣，指贝克尔时期，与萨达姆无关
但伊拉克的政治一成不变，停留在人治和独裁的阶段。萨达姆政变上台后，只手遮天，将伊拉克带入了战争深渊。如果萨达姆继承贝克尔的经济发展政策，带领伊拉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那该多好！
新月地带四国的混乱，从本质看，源于国家都是外国势力支持下的专制政权，新殖民主义下四国的政权都对自身合法性没有信心。为维持落后的统治体制，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民众隔离，不敢进行社会变革，不断通过民族主义、宗教情绪、反西方势力来转移国内视线，国家动乱不止。
新月地带乱成一锅粥，不能全怪以色列和基督徒，只能怪自身的保守与落后，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社会变革，持续改善本国经济生活。
他们的学习对象应该是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本国发展好了，才能逐渐抹平内部矛盾，才能把曾经失去的再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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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的“沙特化”沙特的统一与7世纪先知统一阿拉伯半岛很相似。19-20世纪的沙特，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漠，分布着规模不一的阿拉伯部落。伊本·沙特笃信逊尼派分支瓦哈比派，通过宗教信念激发贝都因人的战斗和劫掠热情，从而凝聚成“伊赫万”的宗教组织，不断征服周边部落，统一内志王国。
1924年，依靠英国支持，伊本·沙特击败哈希姆家族统治的汉志王国。1932年，建立世袭封建统治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由于周边都是外国势力，沙特停止了征服。沙特基本全是阿拉伯人，信奉独特的瓦哈比派，民族矛盾和教派分裂很少。
沙特王国政治体制落后，土地贫瘠，使得国家可以统一，但难以强大，民众生活依然困苦。
即使天降石油，沙特王国也不思进取。在内依靠宗教催眠，在外依靠美国保护，维持着落后愚昧的神权统治秩序。而石油财富都流向了沙特家族，沙特老百姓并未得到什么好处。
至于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与7世纪类似，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在中东没什么存在感.一直到60-70年代，依然是封闭原始的穷国，内部分裂，外部殖民。
石油开发后，纷纷建立落后的世袭统治政权，投靠西方寻求保护，与沙特如出一辙，俗称“沙特化”。
阿拉伯半岛国家是典型的“依赖国外势力、在本国缺乏合法性”的新殖民主义政府，“政府吃肉，百姓喝汤”，发展经济从来不是他们的首选，维持现状、民智不启才是最大目的。
阿拉伯半岛为我们生动演绎了命运无常。本是不毛之地，但7世纪出现了先知，20世纪出现了石油，大起大落。这即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
大胆
假设
假如没有西方势力干涉，暂不论新月地带和半岛的统一，至少哈希姆家族统一新月地带、沙特家族统一半岛是很可能实现的。而前者的统一，将大大减少当今中东的混乱；后者的统一，将能实现石油财富的更好分配，而不是将民众本该享有的财富转移给外部势力。
以色列的建立，既有偶然，也有其必然。偶然性在于俄国和德国的屠犹以及1929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在于英美的支持和中东的虚弱。
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言，他们在中世纪被伊斯兰帝国支配的恐惧始终存在，伊斯兰帝国对意大利和法国的入侵几乎要灭掉虚弱的西欧文明。当西方崛起后，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的存在，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也加剧了这种心理。
1947年，西方国家联合所有拉美国家，支持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但看看方案里犬牙交错的边界线和支离破粹的地块，就知道西方势力的居心叵测。
1948-1982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爆发了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全部取胜，占据了巴勒斯坦绝大部分土地。以色列越打越强，反逻辑的背后是英美不遗余力的支持。
在目标国家安插楔子，是西方国家控制欲的一贯伎俩。东亚的韩国、台湾、东南亚的菲律宾就是明证。英美对以色列的扶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分化和弱化中东、控制石油，而其背后是成千上万血淋淋的中东老百姓尸体。
到了现代，为了打击反西方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西方国家故技重施，扶持库尔德人，这就是下篇的话题了。
以色列的坐大，本质原因还是阿拉伯国家的弱小与各怀心思，与战国时期的六国攻秦是一样的。甚至抗击以色列成为增强政权合法性的手段，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
大胆
假设
如果大叙利亚成功建立，很有可能就不会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正是新月地带的分裂，才给了英美和犹太人可乘之机。参照中国的统一，无论外部势力怎么支持，疆独和藏独始终不成气候，而如果当初划江而治，如今的新疆西藏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面对国内的动乱和西方的控制，阿拉伯国家依然不敢调动群众力量，倒向加强版的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寄希望于统一阿拉伯世界而自强。以色列的横空出世加快了这种转变。实质是画饼安抚百姓。
1958年2月，叙利亚的复兴党支持阿拉伯统一，与理念一致的埃及走到了一起，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半个月不到，同属哈希姆家族统治的伊拉克与约旦组成阿拉伯联盟。上演了一出中东版“合纵与连横”。
阿拉伯联盟很快因为伊拉克政变而夭折，寿命不到半年。1961年，叙利亚的一次军事政变结束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寿命仅两年。
1963年，复兴党夺取伊拉克政权，与同为复兴党掌权的叙利亚采用相同的旗帜，并前往开罗成立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民众的情绪达到高峰，但三方未能达成一致，不了了之。
1964年，全体阿拉伯领导人在开罗举办峰会，决定组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支持巴勒斯坦人通过武装斗争收复故土。然而，针对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却只字未提。PLO成为阿拉伯国家抗击以色列的炮灰。
1967年，为报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空袭，仅仅6天就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这场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溃败，将阿拉伯国家的虚弱暴露无遗，泛阿拉伯主义随之烟消云散。
泛阿拉伯主义连乌托邦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场安抚民众的闹剧，唯一的遗产就是PLO。
奉行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土耳其、埃及和伊朗，出现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不同步，政府与民众的裂缝扩大，失望的人们又到伊斯兰教去寻找慰藉；而新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不足，无心发展经济，民生凋敝，政府依靠高压和转移视线的方式维持统治。
这种政府与民众始终处于互不信任的割裂状态，使得近现代中东再现了中华民国悲剧：不依靠人民群众，而依靠外部势力或高压政权，是要吃亏的。
而中东的政治体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哲学性问题：维持统治重要还是改善民生重要？二者谁是手段、谁是目的？
THE END
以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为标志，伊斯兰主义在民族国家复苏；以70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和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为标志，新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将国家推向战争深渊。
各国政策大转向，中东局势更加波诡云谲，敬请期待下一篇《拿什么拯救你，堕落的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