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民族养成记——血染的风采
小炒注：是德国选择了希特勒，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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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俄罗斯，大家脑中首先会蹦出“领土狂魔”、“战斗民族”。在历史课本中它被归类于欧洲国家，却实行东方式的集权专制，与西方国家格格不入。
一直以来，人们对俄罗斯的了解停留在这种印象流阶段，似乎俄罗斯自古就如此。但你可知，俄罗斯其实脱胎于商业文明，俄罗斯也曾出现过西式的民主政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代俄罗斯的特性，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而非先天带有。
（俄罗斯起源于乌克兰，本篇的俄罗斯是包括乌克兰的大俄罗斯。）
俄罗斯的地缘很适合扩张，也必须扩张。
俄罗斯的龙头是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
其主体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东欧平原，这个平原向西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向东延伸至西伯利亚。理论上讲，很适合建立大一统国家。
但是，上帝跟俄罗斯开了个玩笑。即便是俄国南部，也和加拿大一个维度。而且北部由于没有山脉阻隔，北冰洋寒流可以一路南下，直抵黑海。
严寒的气候，导致文明迟迟不能建立，本土文化停滞不前。当希腊-罗马文明闪耀欧洲、伊斯兰教诞生、中国建立唐朝时，俄罗斯依然停留在游牧阶段。
再来看看它的周边环境。
西面直接面对拥有大量人口和气候宜人的中欧平原，没有任何屏障。
影响最深远的是东面，长长的乌拉尔山是一道不错的障碍，然而上帝跟俄罗斯又开了个玩笑：在乌拉尔山与咸海之间开了个口子，这是一片大草原，直达南俄。
所以，在整个历史上，中亚游牧民族绵绵不绝的入侵、西边欧洲国家的虎视眈眈，令俄罗斯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而境内的东欧大平原，没有天险，敌人越过边境就可以长驱直入。
因此，建在东欧平原上的政权，很没有安全感。对他们而言，扩张就是最好的防御，直到出现天然的地理屏障，偏安一隅只会导致灭亡。
又由于扩张过程中征服了大量其他民族，再加上中亚徙而来的游牧民族，杂居在一起。此时，本土文化落后的弊端就体现出来了：文化不占优，同化很难顺利进行。
融合的不彻底，导致民族矛盾、内部分裂的风险一直存在。直到现在，俄罗斯还有190多个民族。
外敌入侵与内部分裂，是俄罗斯头上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些因素都迫使当权者以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维持统一，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走上了与欧洲民主制截然不同的道路。
俄罗斯本就是游牧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游牧民族，都是一个战斗基因。
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金麦里人生活在南俄罗斯，算得上土著。
公元前700年，被中国西周压迫而西迁的中亚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击败金麦里人，成为南俄的统治者。拉开了外敌入侵的序幕。
公元前3世纪，中亚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击溃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跑到克里米亚半岛建立国家，后来被哥特人击败，逐渐消失。偏安一隅，在这里行不通。
此时，起源于波兰维斯瓦河河谷的斯拉夫人，以部落的形式散落在东欧。
3世纪起，在哥特人的迁徙浪潮和匈人的冲击下，萨尔马特人被击败，南迁至高加索，这就是阿兰人。今天南奥梯人是阿兰人的后裔。
453年匈人领袖阿提拉暴毙后，剩下的匈人退缩到南俄，这就是保加尔人。
外地入侵远没结束。6世纪中叶，中国游牧民族柔然人的后裔—阿瓦尔人，侵入南俄，打败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建立阿瓦尔汗国。
可萨人还在中亚待着，尚未进入南俄
残余的保加尔人在黑海北岸建立大保加利亚（拜占庭的称呼），这是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前身。
一部分斯拉夫人留在温暖的巴尔干半岛，这就是南斯拉夫人。
里海东岸的突厥可萨人开始迁居伏尔加河。
7世纪晚期，大保加利亚被可萨人击败，分成两支：一支前往伏尔加河中游的森林地区，这就是伏尔加保加尔人；另一支前往多瑙河，与一部分南斯拉夫人建立大名鼎鼎的保加利亚王国，与拜占庭帝国打了300多年，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命运。
可萨人占据南俄草原，征服本土的马扎尔人，建立可萨汗国。
一部分斯拉夫人迁居到地广人稀的第聂伯河流域，叫东斯拉夫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散部落，这些游牧民族互相杀伐，抢夺地盘，除了暴力，还看不到文明的影子，连文字都没有。同时期，它周边的欧洲、中东，文明已形成千年以上。
俄国的各民族似乎又要重复过去，但阿拉伯帝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穆斯林迅速崛起，垄断了东西方贸易和地中海贸易，逼迫拜占庭帝国和欧洲人开辟新的商路。商机降临在俄罗斯大大地。
其中有三支民族，依靠占据交通要道，抓住机遇，以商立国，创造了俄国最早的灿烂文明，在俄国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痕迹。他们是：可萨人、伏尔加保加尔人、东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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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商路，三个国家俄罗斯最早建立文明的是可萨汗国，其崛起基础是拜占庭帝国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
8世纪初，可萨人控制草原丝绸之路，放弃抢劫，转行做贸易，收过路费，终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政治上，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共同抗衡阿拉伯帝国。
文化上，8世纪中叶，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统一境内多民族。这是因为选择伊斯兰教会断送经济命脉，选择基督教会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活靶子。
可萨汗国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创造了俄罗斯最早的灿烂文明。今天哥萨克和哈萨克的名称就源于“可萨”。
然后是保加尔汗国，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伏尔加保加尔人吧，他们退到伏尔加河中游后，成为北欧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贸易中转站，逐步繁荣起来。于9世纪初建立国家，首都就在现在的喀山市。
保加尔汗国自然就与阿拉伯帝国结盟，并于922年果断皈依伊斯兰教。
伏尔加保加尔人成为俄罗斯最早的穆斯林。一直到今天，这片喀山为政治中心的土地（俄罗斯鞑靼共和国），仍然是伊斯兰重地，是俄罗斯境内享有最大自主权的自治国。
最后是基辅罗斯。其崛起基础是大名鼎鼎的“瓦希商路”，是瑞典人和东斯拉夫人在8世纪联合打通的从北欧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新商路。
862年，瑞典人的首领留里克征服诺夫哥罗德，占据瓦希商路的门户。
千年纪念碑，1862年为纪念留里克即位1000年而建造
882年，瑞典人南下占领咽喉之地基辅，实现了对瓦希商路的垄断。然后沿着瓦希商路扩张，保证运输安全。这就是基辅罗斯的来源。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由于对拜占庭帝国的依赖与崇拜，基辅公国在980年皈依东正教。瑞典也逐渐和东斯拉夫人融为一体。
在这个时候的俄罗斯大地上，同属商业文明的三个国家，居然分属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分化很明显。
最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也是游牧民族，没有一套先进的统治经验，战争不断，国家处于半游牧半定居、半野蛮半开化的状态。国家进步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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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争霸可萨汗国从建国开始，与外来势力的征战就没停歇过。东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均向其纳贡。
随着基辅罗斯的建立，可萨汗国和保加尔汗国却“很识趣”地衰落了。这是因为：907年中国唐朝灭亡，丝绸之路彻底没落；阿拉伯帝国度过9世纪的巅峰期后，在10世纪迅速走向分裂。《折腾的中东，不合格的民族大熔炉》
而拜占庭帝国仍在巅峰，它的衰落还要等到一百年后。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913年基辅罗斯进攻可萨汗国，惨败而归。
天平的倾斜出现在拜占庭帝国身上。此时保加利亚王国崛起，巴尔干取代中东，成为它最头疼的问题。“以夷制夷”，拜占庭放弃传统盟友可萨汗国，转而支持基辅罗斯。
965年，斯维亚托拉斯夫首先进攻孤立无援的保加尔汗国，洗劫了首都喀山；再南下进攻可萨汗国，洗劫首都伊蒂尔，将可萨人赶到伏尔加河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1016年，在基辅公国与拜占庭帝国联合打击下，可萨人逐渐消失。
三国中，基辅罗斯建立的最晚，却“笑到了最后”，它击溃另外两国时，本国尚未皈依东正教，处于蛮荒状态。武力取胜的基辅罗斯成为俄罗斯文化的源头。
武力始终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其代价就是民族进步频繁被打断。
可萨汗国并未完全灭亡，佩切涅格人又成为南俄的新主人。
969年，佩切涅格人包围了基辅，被击退。971年，斯维亚托拉斯夫在从巴尔干返回基辅的途中，被佩切涅格人截杀，他的头骨被做成酒杯。
直到1038年，才由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下击败佩切涅格人，解除了外敌威胁。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为纪念此事而被建造。
在这期间，基辅罗斯与波兰、芬兰、拜占庭爆发战争，还有内部的王位战争，战争就没消停过。
好不容易赶跑了佩切涅格人，但上帝并没有给基辅罗斯踹息的机会。因为来自中亚的突厥钦察人来了，人数众多，而且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克普恰克汗国。两国有记载的战争多达百次。
最致命的问题是，赖以生存的瓦希商路衰落了。10-11世纪，保加利亚战争拖垮了拜占庭；1071年，塞尔柱在曼齐刻尔克战役中给予致命一击，失去半个土耳其。从此拜占庭一蹶不振。
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贸易通道，在12世纪，北欧贸易可以绕开瓦希商路；
可萨汗国、保加尔汗国内忧外患的命运如期而至。三国的命运何其相似！
随着贸易的急剧衰落，王公和军事扈从开始经营土地，土地取代贸易成了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基辅罗斯从外向型的商业转向内向型的农业，从而进入封建割据时期。
12个诸侯国陷入混战。在蒙古人到来前的170年间，有80年在打内战，基辅至少被洗劫两次。
封建割据下，诸侯国深陷于内部争夺而不能自拔，叠加钦察人的阻隔，基辅罗斯被迫切断了以前的许多外部联系，这种孤立的地位，对于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是很致命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熏陶与模仿，将导致停滞或倒退。
其最直接影响就是，国家的松散性质导致抵抗外敌的武力削弱，基辅罗斯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进行着无数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国家一片混乱。当它与钦察人两败俱伤后，蒙古人又给了致命一击。
1240年，蒙古人击溃钦察人后，征服基辅罗斯，首都基辅被洗劫得只剩下两百幢房屋，保加尔汗国也灭亡。内部分裂与外来侵略，这一对祸患在俄国的岁月里依旧如故。
金帐汗国依靠武力维持统治，无心也无力建立文明国家，仅仅满足于做太上皇，它唯一在意的是纳税，在国内横征暴敛。对臣服于自己的罗斯诸国，只要能按时缴纳贡赋即可，国家统治自行其是。这是落后游牧民族建立统治的普遍做法。
蒙古人的入侵对俄罗斯人是一场灾难，这不仅仅是实际的物质毁坏，更多的是文化和制度上的。除了如钦察人一样带来相对孤立外，它专制暴政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文化倒退，强化了封建割据，因为蒙古人带来的普遍不安全感增加了农民对大地主的依赖。
各诸侯国在蒙古人的巨大威慑下，逐渐分化截然不同的三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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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明的民主政治瓦希商路的门户诺夫哥罗德，位于苦寒的极北之地，免遭蒙古人洗劫。它延续了基辅罗斯早期的商业基因，成为意大利城邦似的商业王国。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商业文明的顶峰，基层的主动性和自治是它的显著特征，市政会议具有最高最广泛的权力，最高领导人由选举而非世袭产生，呈现出典型的西式民主特征。
“我们没有君主，我们只有上帝、真理与神圣智慧大教堂”。
诺夫哥罗德的繁荣与进步，使之成为当时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中心。
它的发展，也承受着外敌的不断入侵。与瑞典人、芬兰人、德意志骑士团、立陶宛人进行了一连串斗争，但基本是防御性的，而非主动扩张。
与基辅罗斯一样，这种外向型经济是脆弱的。14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汉萨联盟以高效率的商业表现，垄断波罗的海的贸易，诺夫哥罗德的商业逐渐萎缩。
与基辅罗斯不同的是，它没有农业代替。诺夫哥罗德迅速衰退，在15世纪被莫斯科公国取代。
一直以来，人们都对诺夫哥罗德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进行讴歌，以表示对民主自由在俄罗斯大地昙花一现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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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趁机占领乌克兰，但很快被同化，俄语成为公国的官方语言。由于占据基辅罗斯的主体部分，此时的立陶宛公国是基辅罗斯的理想继承国。
立陶宛公国延续了基辅罗斯后期的封建割据，封建大领主的自治与强大、王权受限是它的核心特征。
其弊端就是，世袭大贵族更在意眼前的私人领地利益，对国王发动的征战先天性抵触，国家的松散导致难以凝聚力量一致对外。
而立陶宛公国面临四面受困的地缘劣势，它的体制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终倒向了波兰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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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国是靠蒙古人代理征税人的身份起家的。它最初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商品集散地，由于弱小，它投靠金帐汗国，与大汗联姻，为蒙古人征税、镇压起义，表现出完全的顺从。
由于“表现良好”，1328年，金帐汗国将“罗斯大公”的封号赐给莫斯科的伊凡一世，掌握从全俄罗斯收缴税赋的权力。莫斯科“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罗斯的世俗权威，实现华丽的蜕变。这是它实行扩张的资本。
此时的莫斯科公国，金帐汗国是它唯一的学习对象，它继承蒙古人的专制与军政合一，奉行扩张主义。
毕竟，莫斯科公国的起家方式是不光彩的，它选择以征服的方式快速增进财富，增加政权威望，巩固国内统治。
随着这三个国家的出现，俄罗斯又回到了以前的三国争霸，不同的是，这次是不同体制的较量。
俄罗斯的地缘，决定了这种分裂格局是不可持续的，要么扩张，要么死亡。厮杀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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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国的血与火“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使你更强大。”
14世纪下半叶，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到特维尔公国和梁赞公国的边界时，引起了金帐汗国和立陶宛公国的警觉。
枪打出头鸟。1368年和1372年，立陶宛两次攻到莫斯科城下。
1380年，与蒙古爆发库里克沃战役，以15万对抗蒙古20万骑兵，赌国运的莫斯科惨胜，粉粹了蒙古的不败神话。此战与《权力的游戏》第七季“私生子之战”的剧情极其类似：莫斯科几乎就要失败了，森林中冲出的伏击军突然袭击，蒙古骑兵溃败。
莫斯科公国死里逃生，威名远扬。
然而，1382年，蒙古卷土重来，洗劫并焚烧了莫斯科城。同时应付两大强国，莫斯科公国奄奄一息。
幸运女神降临：1395年帖木儿帝国击败蒙古军队，摧毁国都萨莱。继续北上击败梁赞公国后，就回撤了，莫斯科公国逃过一劫。
经过一百年的内乱，到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终于四分五裂。伊凡三世（1460-1505年）抓住历史机遇，变革制度，大肆扩张。莫斯科公国彻底张开獠牙。
为集中全部力量对抗外敌，莫斯科公国以军事服役的条件将土地赐予财富不多、地位不高的中小贵族，将他们紧紧绑定在自己周围，共同压制波雅尔大贵族和剥削农民。在此基础上，伊凡三世通过普遍征税，建立自己控制的常备军。
大公-中小贵族-农民，通过创造新的利益阶层，莫斯科公国建立了一套集权有效的举国体制。剥削农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农奴制成为公国的经济基础。与商鞅变法的秦国颇为相似。
在扩张过程中，在占领地复制该模式，这种以战养战的军国主义，莫斯科公国所向披靡，吞并诺夫哥罗德，逐步统一整个东北。
此时，莫斯科公国陷入强敌包围圈，特别是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几个鞑靼汗国，频繁侵袭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需要再一次积蓄力量，才能击溃外地。
伊凡四世在爷爷伊凡三世的基础上，将目光瞄向所有贵族：他颁布《兵役条例》，将贵族服军役制度化，无论大贵族还是小贵族，只有向沙皇服役，才能拥有土地。到16世纪中叶，世袭贵族几乎消失。
然后购买西方的火枪和大炮，新建10万射击军。
一切就绪后，四面出击，疯狂扩张。1556-1581年间，接连击败4个鞑靼汗国，还进行了波罗的海北方战争。今天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教堂就是为了纪念灭亡喀山汗国。
伊凡四世的疯狂之举，超过了国家的财力承受极限。1565年，伊凡四世将目光瞄准大贵族：发送大清洗，屠杀大贵族，直接没收财产。开俄国政治清洗之先河。成就了“恐怖的伊凡”“伊凡雷帝”之名。
莫斯科最终败在了军事技术的差距上。1578年，俄国在温登战役被西北联军吊打，以割地赔款结束了25年的北方战争。
俄国与西方的真实差距，第一次完整地暴露出来，这是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伊凡四世是莫斯科公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严酷打击大贵族，将莫斯科公国彻底变成集权而专制的军事国家，迈向疯狂扩张之路。
莫斯科公国并非提前预知要建立集权专制，而是在生存斗争中发现这套体制很有用，才愿意不断尝试并强化。它也并非一出生就以统一为己任，这只是生存斗争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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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公国的波兰化立陶宛的地缘困境，让它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它有意无意间与波兰走得更近：两国都是封建制度，波兰还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
1385年，立陶宛改信天主教，主动走向波兰化。同时，两国贵族普遍通婚。
相比莫斯科公国，立陶宛公国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占优，但国内的大贵族已经形成了王国议会，大规模动员需要议会一致认可，才有可能实施。统治者将时间耗费在争论上，国王无法快速有效地迫使全国兵马集合备战。
16世纪初，随着莫斯科公国崛起，立陶宛公国已经失去了1/3领土。1569年，两国在卢布林联盟中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一个大国，立陶宛不出意外地变成了一个波兰国家，而不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体。
当莫斯科统治者竭力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以及奉行国家主义的时候，立陶宛统治者越来越顺从地方主义。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时代，莫斯科公国的体制更强大。
事实也证明，他们保守的体制，并没有让自己走得更远。在18世纪末，波兰被列强瓜分殆尽。
从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诺夫哥罗德、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的命运对比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和贵族政治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历史还是选择了专制主义的莫斯科公国。这是俄罗斯的地缘和民族差异所决定的。
战争的惨败，使得伊凡四世透支国家财力的后遗症完全显现，全体阶层的利益都受损，1601-1603还出现了可怕的大饥荒。与基辅罗斯后期一样，国家进入动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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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内忧，1598年沙皇绝嗣，大贵族不断更换沙皇，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几次兵临莫斯科。哥萨克就活跃在这个时候，指的是对政府不满的逃亡游牧民。
外患，趁内乱之际，瑞典占领诺夫哥罗德，俄罗斯成为内陆国家，波兰占领了首都莫斯科和国家西部的大片领土。
外敌入侵和内部解体的幽灵再次出现，莫斯科公国陷入绝境，似乎要重复基辅罗斯的命运。
危难之际，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呼吁下，教会和农民挺身而出，捐献财产，自发组织军队，很快赶走波兰，1613年选举了新沙皇。这就是罗曼洛夫王朝的开端。
俄罗斯重建君主政治，原有社会秩序又完全恢复。沙皇和服役贵族掌控国家，农民依然处于被奴役地位。
在民族主义这点上，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比较像，不管对政府多么不满，在外敌面前总能一致对外。这是一种国家观念和民族身份认同的胜利。
新王朝的最紧迫问题就是内部分裂和财政崩溃。
为了从农民手中抽取更多的财富，并限制反抗，1649年颁布《会议法典》，从制度上确立世袭农奴制，“一日为农奴、永世为农奴”。17世纪下半叶，公国的农奴人数占比达到85%。
以牺牲农民、制度倒退的代价，换取国家稳定。
自此，俄罗斯剑走偏锋，阶级流动性停滞，社会结构单调而统一，国家丧失进步的空间。俄罗斯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地理发现和科技进展，也没有商业发展，除了军事外，俄罗斯全面落后欧洲。
这是集权专制的一般归宿：获得稳定，失去活力；赢得当下，输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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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的扩张俄罗斯将农民起义内斗的能量转化为对外征服的动力：驱使哥萨克人去占领无主之地的西伯利亚。1610-1650年，仅仅40年，莫斯科公国就到达了太平洋。
国家稳定之际，趁波兰内乱，合并东乌克兰，拓展与波兰的缓冲地带。
乌克兰在1624-1638年爆发了反抗波兰剥削的多次哥萨克起义。于是，莫斯科-哥萨克联盟，与波兰爆发了残酷的十三年战争。
最终，以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以第聂伯河为界，东边属莫斯科，西边属波兰。这也是现在的乌克兰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历史原因。
对内专制、对外扩张，俄罗斯又回到老路，从而奠定现代版图和国家特征。
17世纪动荡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专制更显得是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是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可靠保证。宁做盛世犬，不做乱世人，这也是俄罗斯人的内心写照。
从7世纪至17世纪，在这1000年文明史中，俄罗斯经历过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也经历过平民主义、地方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专制残酷的扩张主义延续了下来，而这并非俄罗斯人刻意追求的，而是源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复杂下基于武力的自保需要。
一千年血与火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生存斗争史。领土扩张、崇尚武力、集权专制，三位一体，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中，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THE END
即使到了西化改革的18、19世纪，俄罗斯只是物质与技术进步了，武力扩张和集权专制的特征始终没变过，外敌入侵与内部分裂的风险始终没减少。
商业文明与西欧的情投意合折腾的中东，不合格的民族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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