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权国家，怎么就成了西方民主的基石？
小炒注：在社会转型期，思想才是那个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前作：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下）—西欧也有伊朗这样的神权国家
我们都知道，西方民主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文明也被称为“基督文明”。而这个基督教，指的可不是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而是加尔文教。甚至不少西方人士宣称：加尔文才是真正的美国之父。
“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
——凯波尔《加尔文传》
每一任美国总统就职，都是一手按着《圣经》宣誓的
加尔文教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这一切都要从加尔文在16世纪建立日内瓦神权共和国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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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局限：破坏容易建设难1517年，路德在德意志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宣称“因信称义”，每个人只要内心虔诚信仰《圣经》，灵魂就可得到拯救，不必按照教会要求行事；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解读《圣经》，从而直接与上帝上流，而不必通过教会。这就直接否定了教皇和教会的权威，甚至连教会都没必要存在了。算是要了罗马教廷的亲命了！
在路德以前，个体层面，个人侍奉教会，教会指导人们的思想活动；国家层面，教会与政府是一种共存与互相牵制的二元关系。路德摧毁了天主教，那么就需要重建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中的信仰与世俗关系。
也就是说，新教否定了教会权威，人与上帝直接交流，但是谁也没见过上帝，那么，人们怎么做才算正确？怎样才能知道上帝对我满不满意呢？以前这个信息是教会告诉我的，现在谁能来告诉我？价值判断标准没了。对于国家而言，统治的合法性在哪里？以前是教皇的加冕和认可，现在怎么判断呢？不解决这个判断标准，那就意味着谁都有理由来当统治者。
路德是怎么解决的呢？很遗憾，镇压农民起义后，他就倒向了新教诸侯，成为一个依靠世俗统治者的国家教会。在个体层面，没了教会的指示，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被拯救，我只能尽我所能加深我的信仰，上帝的救赎是一场被动而不确定的等待，宗教还是占据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
在国家层面，路德教会沿用过去的宗教仪式和主教制，教权依附于王权，政权合法性还是来源于教权与王权的勾搭。
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权合法性还是天主教那一套。因此，新瓶装旧酒，路德教带有浓厚的天主教成分，从此以后失去了活力，传播范围局限于最初的德意志和北欧，没能进一步扩大。
最后是加尔文接棒路德，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主导了之后的宗教改革，从而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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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变为入世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的法国，父亲是公务员（主教秘书），母亲是酒店老板的女儿，典型的官商结合家庭。中上阶层的出身，使得加尔文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一名法学家和神学家，为他日后的宗教实践打下基础。
宗教改革之风吹进法国后，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加尔文成为一名新教徒。与德意志的王权虚弱不同，法国已经形成君主专制，国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意识形态的煽动，1534年加尔文识趣地逃到瑞士的巴塞尔避难。
1536年，加尔文写下了不朽著作《基督教原理》，在路德的基础上汇编出清晰而全面的新教神学体系，提出了“先定论”：上帝预先安排好了对人的拯救，并不以人的善恶功罪为转移，取决于上帝预先的拣选。
可不要以为他是在宣扬“宿命论”，实际上他很巧妙地从神学角度论证世俗生活和个人奋斗的必要性、合理性：
1、上帝已经预订了人的永生与永罚、成功与失败、甚至贫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主教所提倡的各种教会仪式是无用的；
2、上帝把人预先分成两类：选民和弃民。选民是上帝挑选的人，注定会成功，弃民注定会失败。上帝挑选的人是有标准的，他必定是一个内心信仰上帝而外在事业又很成功的人；
3、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必须奋斗。奋斗成功了，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反之就是弃民。
既然人的命运已经前定，要想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就让自己在尘世生活中取得成功。个体层面的价值标准就有了，一套“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资产阶级成功学建立起来了。
只要你的生活上坚持没有瑕疵，你的事业上所获的成功就正是你被上帝选中的证明。因为你的每一分财富，都是上帝上帝赐予你的。所以，你不能满足，必须利用现有财富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你才能够自大限度的向上帝证明自己，从而更加确信自己被救赎者的地位。这就是后来无限资本积累与财富创造等资本主义精神的直接来源。
我们现在看“先定论”，肯定觉得有点扯淡。当时资产阶级虽然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最广大的平民已在天主教中浸润了一千多年，资产阶级若直接提出自己的现世主张，平民也难以接受。必须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宣扬资产阶级的入世精神，所以才强调天命论来肯定看重现实世界的合理合法性。通过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为反对旧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如果说路德摧毁了天主教的“身体”，那么，加尔文就是摧毁了天主教的“心灵”，加尔文教成为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体系。
《基督教原理》呈现的完整理论体系，解决了个体层面的信仰冲突问题。在国家层面，当时的德意志正因宗教分裂而内战，法国在严厉迫害新教徒，导致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宗教改革事业和国家发展都受到较大影响，那么，在全新的意识形态中，原有的教会与国家关系不再适用，但路德教依附于封建诸侯，这种过时的教权依附王权肯定不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亟需建造一套新的体制和秩序，实现教权与政权的稳定。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就是这样的一种试验。
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加尔文传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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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日内瓦？先说瑞士。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499年瑞士同盟战胜哈布斯堡家族，实质独立。但与英法德等国有共同语言、统一组织和国王不同，瑞士没有国王，而是一个抵御外来入侵、保护自身独立的松散联邦，连统一的语言也没有。没有君主的阻力，改革难度大大减少。
瑞士北部是与德意志接壤的德语区，是最早受到德意志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之一，与路德、加尔文齐名的茨温利就是在这里的苏黎世领导了宗教改革运动，然后扩散到整个瑞士。
1536年新教扩张鼎盛时期的瑞士信仰地图，绿色为天主教，黄色为新教，阴影为信仰混合/争夺地区
日内瓦是一座2万人不到的小城，受到萨伏伊公爵和主教和双重统治。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1526年，日内瓦推翻公爵和主教的统治，实行议会制。这算是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了。
这三个因素，就给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足够大的舞台。面对全新的局面，由于革命没有学习对象，日内瓦人有点手足无措，日内瓦很有可能陷入极度的混乱和困惑中，革命果实得而复失。
他们便找来了当时的新教领袖和天才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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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宗教的民主实践1541年，加尔文开始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主要有两大目标：
1、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一个不属于主教也不属于世俗统治者，而是属于全体信徒的民主教会；
2、以加尔文教为意识形态，重建稳定的社会制度。
在第一个问题上，加尔文建立长老制教会。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位长老和5位牧师组成的长老会，长老由议会选举产生，每年重新选举一次。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是选举产生，全体信徒都有实质的选举权，从而彻底将天主教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等级制，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扁平结构民主制。
如果说主教制是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在教会体制中的必然反映，那么长老制则代表了一种更加民主的教会管理模式，因此这场教会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在这种情况下，加尔文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会矛盾就进一步演变为民主平等与君主专制之间的矛盾。
“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
——恩格斯
在第二个问题上，既然教会是民主共和的，人间王国也得一样。他以《圣经》和《基督教原理》指导人们的生活规范，政府的最高权威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类似英国的下议院和上议院，由市民选举产生，议会下设具体的执行机构政厅。
在机构设置上，加尔文用心做到政教分离，宗教与世俗互不干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长老会成员也是议员，对议会施加决定性影响。这样，日内瓦教会和世俗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意识形态上，无论是宗教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以加尔文教的神学体系为中心，加尔文神学成为人们的道德标准。日内瓦成为实质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它的政治体系和教会体系，以民主和平等观念为根基，全体信徒都有实质的选举权，从根本上消除了专制成分，因此称之为“神权共和国”，多了“共和”两字。
但它所有的官职都是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的，它的选举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实质，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加尔文是长老会和议会的最高统治者，这种领袖地位是精神层面的，他的权力被会议所分解和制约。在长老会和议会里，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改造。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神权国家总免不了僵化与愚昧的色彩，为什么不直接建立人类理性之上的民主制呢？其原因跟加尔文的“先定论”一样：平民的觉醒还达不到资产阶级那样的开化程度，必须借助宗教外力来建立民主。
秩序和权威的形成是以人们的普遍信任为基础的，它是一种自愿服从的力量，靠武力和强迫是不可能维持一套自下而上的体制的。若强制推行政教分离，教会可以实行民主制，但政权没了意识形态根基，就只能实行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专制。在找到可替代性的意识形态（17世纪自然理性）之前，上帝至上成为最佳的利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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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与王权的分离教权与王权之争是西欧中世纪的政治主题，就像一场拔河，总是处于不平等、不稳定的状态。10世纪以前，教权受到王权制约；11-13世纪，教权占据上风，发生了“卡诺莎之辱”；14世纪开始，教权又被王权控制，发生了“阿维尼翁之囚”。
德皇在雪地赤足三天，只为求得教皇原谅；法王将教皇囚禁在阿维尼翁，不让回罗马
教权高于王权，教会干涉世俗统治，就会带来教会腐败和信仰倒退，社会乌烟瘴气。王权控制教权，教会管理受控于世俗统治，意识形态就会变得保守而僵化，改革将十分艰难。
加尔文建立的神权共和国，这种神权统治并不是说教会取得统治权，教权胜过王权，而是教会和国家处于一种平等的均势状态，它们都是为神（上帝）服务的，是神治理世界的两个工具。这种以政教平等为基础的政教合一，表面上看是神权统治，其精神内核是政教分权。
“人类位于双重统治之下——世俗政府的统治和上帝的统治，基督的国度与世俗政府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
——《基督教原理》
1、加尔文承认教权和政权的存在合理性。他把上帝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权是以上帝的代理者身份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维护纯正的教义，那些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就是拒绝上帝的管教；教权是上帝体恤人类的懈怠和软弱而给人们的信仰提供的外在援助，上帝的旨意和救赎虽然不再由教会说了算，但教会可以时刻督促和巩固人类对上帝的纯正信仰。无论是教权还是政权，都是为了培养对上帝的虔诚。
2、教权与政权的权力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都是为上帝服务。二者管辖的范围不同，不能出现越权。
在加尔文的思想中，明显划分了精神与世俗的区别，反对教会与政权干涉彼此的的事务。在人事分配上，有些人同时是牧师和官员，但职能分配上，教会与政权是两条线。虽未做到政教分离，但已然迈出了一大步。直到自然理性建立后，政教分离才真正得到解决。
加尔文教不仅以“先定论”的“天职”观念为个体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性根据，而且以政教分权的思想为西方现代宪政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神学基础。从而，引申出一种以上帝权柄作为保障的民主观念。
虽然加尔文的民主观念是依据基督教信仰的“权力神授”，而不是近现代基于普遍理性的“权力民授”，但作为西方最早的民主实践，它的这种圣约民主理念还是深深影响了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的发展。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将《圣经》作为至高无上的客观标准，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提供绝对的道德标准，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权威。所以，加尔文就提出了三个核心的政治观点：
1、基于《圣经》关于人类堕落并充满罪性的思想，主张一种相互督促、相互制约的政体；
2、强调国家的权力来自上帝，上帝通过人民选举出自己的政府官员；
3、政教分权。
对于第一点，《圣经》宣称人类堕落并充满原罪，不要对人本身抱有任何幻想，所以最好的统治方式是许多人一起统治，好让他们能够彼此帮忙、彼此教导以及劝勉对方；且若一个人想做不公正的决定，另外还有其他的统治者可以约束他的悖逆。
在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体制构建上，教会由12位长老和5位牧师组成的长老会管理，国家由200人大议会和25人小议会管理。没有人能一家独大，所有的大事都是大家一起商议决断。
对于第二点，在新教教义里，人类与上帝直接交流，不需要通过教会、君主等中介，所以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组织都不能代替上帝来审判自己，它们跟自己一样，都是服务于上帝的仆人，这就有“天赋人权”的浓重思想。因此，民众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自己的代言人，组成自由而明确的政府，去帮助自己达成上帝的意志。
在日内瓦神权共和国，所有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都是选举出来的。没有民众同意，任何体制内的人员都不能自主安排人事。
对于第三点，加尔文一直在宣扬“两个国度”的主张，即世俗的国度（国家）与灵魂的国度（教会）应该彼此独立并且相互扶助。这在上一节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
自此，上帝至上、政教分权、权力制衡、有限政府，一套宪政体制出现了，这极大鼓舞了资产阶级，并很快向西欧各国传播，衍生出胡诺格教、长老会、公理会、清教徒等诸多分支，日内瓦成为“新教的罗马”。
当然，加尔文带有浓郁神学色彩的民主意识是不能与西方现代民主意识相提并论的，这种民主权利的根据是上帝，而且必须符合基督教信仰的规范。因此，加尔文对于异端是严厉的。抹去神学色彩，要等到一百年后自然学派带来的人类理性觉醒。
由于质疑加尔文，医学家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将宗教改革带到一个新高度。它的传播在法国引发了持续迫害和斗争，不久在尼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开花结果，并随着清教徒传播至北美。更重要的是，加尔文教内涵的政治理念（民主共和、天赋人权）推动了近现代国家的形成，以至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加尔文是美国的真正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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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建立，是民主平等观念的第一次实践。在16世纪欧洲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的时代，这对于信徒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于穷苦的下层平民而言，能被人当人看的平等观念，比填饱肚子更有诱惑力。进步的思想没有国界，加尔文使得宗教改革成为波及整个西欧的开放式运动。
红色是加尔文教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建立后，法国新教徒放弃路德，转而接受自成体系的加尔文教的理论指导，建立了长老制教会。新教徒有了统一的思想和组织，迅猛发展：1555年法国只有5个新教教会，1559年超过100个，1562年超过2000个，人数达到二百万，占法国总人数的10%左右。这就是胡格诺教，意为“日内瓦宗教改革的追随者”。
之后，胡格诺派与法国统治者进行了殊死搏斗，直到1598年《南特赦令》确立胡格诺派的合法地位。
英格兰国教虽然脱离了罗马教皇，采用新教组织，但宗教理论还是天主教那一套，这就是安立甘宗。加尔文教传播至英格兰后，一部分要求彻底改革的新教徒建立长老制教会，从安立甘宗独立出来，这就是清教徒，引发了英格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后来还成为移民美国的主力，对于塑造美国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而安立甘宗也受到加尔文教的影响，吸收了“先定论”的观点。
诺克斯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英雄，1559年，诺克斯从日内瓦回到苏格兰，建立长老制教会，以加尔文教成功领导了宗教改革：1560年，苏格兰国会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加尔文教的国教地位。
日内瓦在政治上反对专制、经济上追求财富、宗教上实行民主，极大地满足了尼德兰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需要。到16世纪70年代，尼德兰北部废除天主教，实行加尔文教的长老制，引发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尼德兰北部建立荷兰共和国，成就17世纪荷兰“海上马车夫”的黄金时代。
加尔文教还向邻近的德意志传播，虽然遭到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双重阻碍，但加尔文教还是在德意志占有一席之地：1561年，普法尔茨地区放弃路德教，转信加尔文教，为三十年战争推波助澜。
日内瓦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它只是一个小城，却能成为西欧宗教改革的中心，这背后就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极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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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美国的源头1620年9月，一批遭受到英国国教迫害的清教徒从英国的普利茅斯乘坐“五月花号”船向美洲新大陆进发。于当年11月11日到达马萨诸塞的海岸（后来他们这个登陆地点也叫作普利茅斯）。
他们坚持加尔文的民主共和理念，致力于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建立日内瓦式的神圣共和国。在到达北美之前，他们已经在船上签订了《五月花条约》：以上帝名义组建民主社会。无意间开创了一个先例：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奠定了北美殖民地民主自治和契约精神的基础。
这个信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清教徒纷至沓来，在1629-1642年期间，就有25000名清教徒来到北美殖民地，清教徒成为北美移民的主流。
由于在北美殖民地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也不存在组织严密的教会，“两个国度”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人们便可以通过契约方式来共同缔造一个公民社会。
他们后来又和北美各殖民地签订盟约，如《康涅狄格宪章》（1662年）、《罗德岛宪章》（1663年）、《马萨诸塞宪章》（1692年），逐渐建立起一个在契约关系——人与上帝的契约（圣经）和人与人的契约（宪法）——之上的新社会。
从加尔文教的人与上帝的契约关系，到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当加尔文教建立神权共和国的信仰与北美宪政建设的实践融合时，一个宪政民主的美国社会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在向全世界宣扬一个真理：一个政府没有国王和贵族的统治，比有国王和贵族统治工作得更有果效；一种宗教信仰没有政府的介入，比有政府的介入发展得更加兴盛和纯洁。”
——麦迪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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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民主的殊途同归在日内瓦神权共和国，虽然人民权力的终极根据仍然是上帝，但是现在强调的重点已经不是上帝直接把世俗之剑交给君主，而是上帝通过人民把权力赋予世俗统治者，因此人民就成为随时可以收回君主权力的更高主权者。这样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根据的主权在民思想，与从自然理性立场出发的现代民主理论已经是殊途同归了。
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权力的终极根据到底是《圣经》中的上帝，还是自然理性？
由于这种差别只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差别，而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在现实层面，到底是君主对人民拥有更高的主权，还是人民对君主拥有更高的主权？。所以，至于权力的终极根据究竟是上帝还是自然理性，这已经没有实质影响了。
当17、18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虚化上帝、淡化法律的宗教背景，转而重视从普遍理性出发的权利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普遍理性作为根据的世俗的法权理论，为西方现代宪政体制提供了思想依据。但是这种世俗化的法权理论，最初显然是受到了加尔文教民主观念的诸多启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借助神学和上帝，在现实世界的第一次民主试验。在实践上，它并不完美，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内核，使它如磁场般吸引着别人的向往，又如太阳般辐射整个西欧。
这种最早的民主平等观念，使得日内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一跃成为欧洲一颗耀眼的星星。自身吸引力，加上加尔文积极主动地传教，日内瓦成为宗教改革时代欧洲的传教中心和意识形态输出中心，主导了西欧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成为西方民主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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