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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无法借鉴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

小炒君 小炒说 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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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防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与西方的对比中第一次感受到足以令所有人闭嘴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不是来给小红粉们添砖加瓦的,而是要搞清楚西方“失灵”的原因。


这个原因绝不是无知群众认为的实力不允许、甚至说西方衰退。欧美GDP占全球比重超过50%,人口只有中国一半,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的实力有问题?


2018年全球财富分布,其中美国独占1/4


直接上结论。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把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有些国家的逻辑,死掉了,是一次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还能省下一大笔医疗费、养老金、社保等资金支出。


老百姓失去亲人也就到推特上骂两句,要资本家出钱,那可是直接要政府换届的。你们失去的只是生命,他们失去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所以,无法借鉴中国经验,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1

我们都知道“割席分坐”“管宁割席”这两个成语,比喻朋友绝交。出自《世说新语》: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其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尔非吾友也。”

管宁与华歆都是东汉末年齐名的公知。因为性格迥异,管宁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便主动断交。


如果故事就到这,很多人就会认为,管宁必有大才,华歆玩物丧志。但事实上,两人都成为名扬四海的成功人士。


管宁一生教书游学,不问世事,成为闻名遐迩的隐士。曹丕、曹叡、曹芳三代帝王,先后请管宁出山,推辞不受。钱穆先生称之为三国第一人。


华歆弃文从政,一路做到太守(省长),直至御史大夫(中纪委主任)和太尉(国防部长)。一生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声名远播,曹丕尊称他为“一代之伟人”。


性格迥异、人生道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为何会同时得到世人的高度认可?《三国志》作者陈寿说管宁“渊雅高尚,确然不拔”,说华歆“清纯德素,一时之俊伟”。


两人并无政绩,管宁无从政经验,华歆无出众的谋略和赫赫战功,为何会同时得到统治者的高度信任?要知道,当时的曹魏集团人才济济,最不缺人才。

2

《论语·乡党》记载了一个典故: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孔子家里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只问人有没有受伤,没有问马的情况。


你要知道,那个时代,马是一种高端奢侈品,那些佣人、奴仆是没人重视的,恰逢乱世,死一两个人根本不是事儿。


但孔子只问人,不问马,充分体现了孔子爱惜生命的人文关怀。《论语》这短短十二个字,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发端。


这种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精神的根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在儒家思想里,那种以人为本、志在天下苍生的人文关怀处处可见。总结起来,就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也就是耳熟能详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就是儒家最卓越的理念



管宁就是捧着儒家学说长大的,他是管仲后人,在辽东讲授《诗经》《书经》等经典,教大家礼仪,教化当地。见了辽东太守公孙度,管宁只讲儒家经典。


华歆饱读儒学,拜大儒陈球为师,对《论语》《孝经》钻研颇深,曾被举为孝廉,相当于科举制的举人。


因为精通儒学,两人与邴原共称“一龙”,华歆是龙头,管宁是龙尾,成为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学术带头人。在那个玄学兴起、儒学式微的时代,他们二人始终践行儒家的民本理念


管宁将化外之地辽东教化成礼仪之地。当地井小人多,水井边经常发生口角是非,管宁默默买了一批坛坛罐罐放在井边,每天早早地打水灌满,后来的人都有水用。离开辽东时,他将别人送的金银财宝,全部奉还。


华歆出任豫章太守“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爱之”;曹叡想伐蜀,华歆劝阻:征役无度,应注重农业生产,以安定百姓。避难途中,一位老人掉到了井中,众人都想抛弃他不管,只有华歆说:“既然当初接受了他,现在抛弃他是不仁义的。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管宁,可以直接担任中央高官?为什么没有太多政绩的华歆,可以长居高位并受人尊敬?


很多人会认为家世良好,有政治资源。但管宁是穷人,给父亲送葬都没钱;华歆只是县衙的一名小吏,连正规编制都没有。


那么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一个:


头脑中的理念,才是深层原因。这个理念,就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民本。


即便他两没有经验也无大才,当世人也很清楚二人一生秉持的理念,知道他们的执政追求,相信他们始终会心系百姓,统治者和百姓愿意将这份信任托付给他们,让他们成为国之柱石和栋梁。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别,不是性格和出身,而是理念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你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总之,一切都始于你的观念。


政府也是同样的道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本质差异,不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政体差别,不是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也不是总统制和议会制,更不是集权和自治。


这些都是外在的表现形式。美国是共和,英国是君主立宪;德国是联邦制,法国是单一制;意大利是多党制,日本是一党制;新加坡集权,法国半集权,荷兰自治。但他们都属于西方文明体系。


俄罗斯和东欧仿效西方建立政治体制,印度也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人把他们归属于西方。


最根本的区别只有一个,执政理念。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本质,其他都是手段。


中国政府的理念,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继承儒家思想而来。


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走过的弯路、栽过的跟头,归根结底都是背离了这一根本理念,我们的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就是回归这一本色。



西方政府的理念,也是五个字:为资本服务。继承古希腊而来。


它所有的民主平等自由,都是围绕资本展开。一旦抛弃资本,体系就会猛烈崩塌,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就是明证。你以为是民主成就了西方?错了!是西方的资本理念成就了民主。


中国在1月份前后的疫情防控,判若两人,实际上是民本理念的偏离度问题;西方令我们匪夷所思的防控力度、与国力不相匹配的防控效果,也根植于资本理念,说白了就是认钱不认人。


3

我在知识星球发过一个帖子:人类社会无论怎么变迁,阶级社会的本质不改,精英统治的形式不变。


他们的普选制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化,最开始无一例外都对选举权施加了财产限制,只有资产达到一定要求,才有选举权。


二战之后才开始施行普选。但政府候选人从来都是有钱人的游戏,级别越高,对财产的要求就越高。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选举制,是为了防止专制,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对民粹和平民暴政更恐惧,们的一整套体制,都在预防这方面用心良苦。


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间接选举:先让民众选出投票人,再由投票人来决定选举结果。这就极大规避了平民控制政府的可能性,确保最终人选始终是资本家的代言人。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无一不是富人堆里的。


一些权力顶端的职位,往往实行间接选举。数量较多的职位,就直接选举。美国总统和参议院就是间接选举,而众议院是直接选举。


所谓的两院制议会,就是确保有决定权的上议院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将参政的下议院开放给平民。美英法德都如此。


通过这种精心安排,始终确保国家由精英阶层或者大资本家控制。人民只能在资本家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


最近,美国民主党就通过各种方法干掉了平民代表桑德斯。在此期间,奥巴马、克林顿的电话都要打爆了。


网上有个段子:你面前四个人,一人拿刀,一人拿叉,一人拿枪,一人拿棒,幸运的是,你有权利自由选择其中一人对你用刑。那么,你幸运吗?你自由吗?


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每当西方政府表现得为民请命时,一定是资本利益与人民利益出现重合的时候。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战争。如果二者利益出现冲突,西方政府必然是舍车保帅,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彻底的土改、镇压工会。


肯定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去看看西方文明的根源——古希腊。

4

在《东邪西毒,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历史源头》讲过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我先说一点。不是民主政治促进了古希腊的商业繁荣,而是古希腊的商业繁荣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在民主之前,古希腊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商业发展伯利克里改革刚刚确立了民主政治,古希腊便步入衰退阶段,因为波斯帝国的崛起,严重冲击了古希腊的海外贸易。


古希腊文明有上千年历史,民主政治的存在时间也就200年而已,而且眼睁睁看着希腊衰亡而无能为力。
雅典鼎盛时期有三四十万人口,但只有3万人的成年男性有选举权,比例不到10%,绝对不是大家以为的“全体公民”。妇女、外邦人和广大奴隶是没有参与资格的。
这三万人中,最终出席公民大会的也就五六千人,他们几乎都是奴隶主。因此,这种所谓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奴隶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暴力侵犯的互相制衡和利益分赃制。
古希腊思想隔空传到近代西欧。17-18世纪的那些启蒙思想家无一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平民充满怀疑。比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极力反对没有法治的专制政体,却不赞同全民法治的共和。
一直到现在,这些本质都没变过。不过是奴隶主变成资本家,奴隶变成平民。5英国推出无为而治的“群体免疫”,绝不是拍脑袋和推卸责任,而是经过智囊团精心计算过的,通过测算防控的收益和成本,得出群体免疫是最优解。

瑞典紧随英国,停止检测和统计。一个顶尖的高福利国家,怎么就如此丧心病狂呢?很简单,高福利对资本家有利,政府组织防控就要资本家亏钱。
德国和法国禁止向非欧盟国家销售医疗物资,拦截了瑞士购买的消毒液、英国购买的医疗物资。已经是欧盟候选国的塞尔维亚,被欧盟抛弃不管,只得含泪求助于万里之外的中国。资本是趋利避害的,礼义道德不存在的。
美国更是一言难尽,唯一的超级大国,感染病例也是超级大国,以至于希拉里也吐槽:总统确实承诺过要让美国领先,现在他做到了。
为什么全球最发达的欧美,在疫情面前是如此狼狈不堪?
很多国人认为是体制问题,他们的民主和分权使得政府欠缺强大的执行力。错了!你们不要忘了,二战时期西方国家迸发的强大能量。
1940年,德国轰炸英国,但一年之间英国生产的飞机数量就超过德国。希特勒吓尿了,当年就直接放弃攻打英国,转攻东欧。

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立马实行统制经济,军费开支狂涨10倍,开足马力生产武器,坦克、战机、航母,在数量上超过德日之和,堪称恐怖。
这种执行力,历史罕见,中国人看了也得瞠目结舌。

你能说他们做不到中国这样的防控力度?只是愿不愿意而已。


战争是生死存亡,资本家与民众的利益出现了重合,自然强力出击。疫情之下,资本家有一百种方法进行自我防控,政府组织防控,实际上就是要资本家出钱去帮助平民,自然不乐意。
君不见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富人早就跑了,结果一个35万人口的小城新奥尔良,就死了1464人。
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日本自卫队直接罢工,日本政府装聋作哑,十分的虚伪和无能。
总之,一出现大事,西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钱袋子和止损,而不是人本身。与中国政府刚好相反。


以美国为例,这次疫情防控,并不见他们拿出多么有魄力的措施,反倒是对股市极其敏感,直接祭出核武器零利率和无上限QE
很多人说,西方政府向民众发钱了,很有诚意。1、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政府组织社会防控,而不是发钱让民众自行解决;2、这些钱不是从资本家手里掏出来的,而是印钞机印出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后要连本带利还回来的。
这就好比,敌人轰炸机已经到了,你不组织老百姓躲进防空洞,却给老百姓发钱让他们自己寻找避难处。并不是说发钱不对,而是轻重缓急的问题。6反观中国,以1.21最高指示为分界线,全国总动员,不计成本、不受资本控制的政府决策,宁愿经济冻结,也要义无反顾地进行全国“封城”,严格限制人员流动。
全国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连造纸企业、能源企业都在建口罩生产线,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口罩产能提升12倍。组织全国进行医疗物资的捐赠。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
当西方听天由命时,我们相信人定胜天,将防疫当成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来对待。
只要有利于防控,只要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就坚决执行,丝毫没有经济上的思想负担。那个时候的新闻联播,领导人始终强调的是防控,而不是经济走势。
是中国有多么厉害吗?不是!不过是思想上重视了,将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14亿人上下一心,集中一切火力剿灭疫情,即使经济下滑、企业破产也在所不惜!
全族的龙都把身上最硬的鳞给了你,这样的决心和资源,有什么事办不成?哪怕是朝鲜这么干,也能控制疫情。
一切的一切,只是坚持了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跟领导英明神武、中国世界工厂没有本质关系,60年代,一穷二白,还在闹WG,不也研制出了举世惊叹的两弹一星么?
但西方就缺乏这样的政治勇气。他们的疫情比我们晚,经济比我们发达,结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为了优先保障经济和资本家的利益,束手束脚,患得患失,置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白白浪费最佳窗口期。
我坚信“自由民主平等”是普世价值,但你连最基本的生命都不尊重,我凭什么相信你在践行这套普世价值?你凭什么就自认为只有自己代表了文明方向。7如今,中国的防控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
WHO布鲁斯·艾尔沃德就认为:世界需要学习中国的经验
特朗普称赞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效果显著,美国目前正在考虑采取部分中国的抗疫措施。
意大利、西班牙则是直接呼吁中国出手帮助。
这就有个问题:西方既然知道如何正确地防控,为什么结果还是这么糟糕?
布鲁斯·艾尔沃德提出:“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很遗憾,西方政府除了资金,其他三项条件都不具备。
幸运的是,最重要的资金条件,西方是具备的,就看他们愿不愿意拿出来了。目前来看,没有掏钱的明显趋势。

盖茨的建议,目前还不会被采纳
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面讲过的执政理念:中国为人民服务,西方为资本服务
这种区别,也根植于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的文化差异。同样面对洪水,中国想到的是治理和抗争,西方想到的是逃离和认命。结局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完成治水大业;诺亚方舟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陆上生命全部死亡。
这种“诺亚方舟”思维也传到了现代,下面几幅图能代表西方政府的思考角度。图片来自于美剧《是,首相》


只有当疫情发展到足够严重的程度,开始威胁到资本家利益和国家发展,资本家觉得无法独善其身时,西方政府才会爆发出应有的能量。
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英国、美国的防控措施有所增强,这是因为感染者的数量增加太快,超过他们的估计。
基本上可以做出判断,随着感染者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西方政府的防控力度会逐渐加强,但至于会不会采取中国这样的强力措施,取决于他们对于疫情容忍和感染数量的上限
一旦超过了那个临界点,就会对经济和资本家财富产生重大不利,那就是他们出手的时候了。我毫不怀疑,不管是瑞典还是美国,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疫情进展。8中国政府当然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最明显的就是钟南山捅破“人传人”的窗户纸之前,武汉政府的表现可谓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模范
欺上瞒下,反应迟钝,毫无担当。为了个人政途和一己之私,枉顾全城1500万个生命。这种错误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就是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即使及时纠正,开始全力防控之后,一些基层人员的执行手段也不对。
红袖章私闯民宅,直接掀桌子打人;黄冈卫建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并非真不知,而是担心上面不高兴而选择对人民隐瞒;居民的食品配送弄虚作假,被群众高喊“假的”;为了从中牟利,用垃圾车装运生活物资。
这肯定不是个例,还有那些没报道的,必然不在少数
这些人都是政府内部的蛀虫,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考验面前,舍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从而走向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面,这样的人,应该除之而后快。

西方政府当然有优点,而且优点很多。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理论是当前最先进的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尽管他们的有些作为是偏离这个方向的。他们的三权分立、提高人民参政意愿是超前的存在,值得我们借鉴。
他们敢于向社会公布真实情况,特朗普说“尸体太多了,我从未在这个国家见过……”,敢说这种实话,这种的政治勇气也是我们欠缺的。
他们的国民可以公开批评政府防空不力,甚至可以在总统推特下面直接留言表示反对。没有批评,赞美便没有意义。这种执政自信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我们的“为人民服务”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先进理念,若严格执行,未必就不能孕育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当下这个理念的主要问题是,“人民”还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概念上,难以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个人身上。
这里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我们可以轻易给一个群体定性为“英雄”,给予他们极高的道德尊崇,却很少去在乎他们的个体感受,也很少关注他们的物质回报。
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个体价值,去贯彻落实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这应该就是我们政府的努力方向。
论怎样,我相信,只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初心不改,我们定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这次疫情,我更加坚定这种看法。

小结对于西方政府的疫情控制能力,我并不怀疑,即使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也相信他们最终有能力搞定病毒。他们的慢半拍,实际上是资本逐利的侥幸心理,将财富放在了百姓生命的前面。这不道德,但很“西方”。
我们的执政理念和体制,在应付灾情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这并不构成我们自认为优于西方的理由,这种yy还是尽早停歇。并不是西方无法“借鉴”中国经验,只是他们很残忍地选择了暂时观望,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衷心希望全球携手并进,告别指责与嘲讽,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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