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 || 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柯雷专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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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地处西欧，国土面积不过41547公里，人口约1600万，比中国台湾大一点，人口少一些。这个国小民寡的低地国家（The Netherlands）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就斐然，数百年来领跑金融、拍卖、建筑、航海、临床医学、园艺等领域。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创造了辉煌的“黄金时代”。在海外，荷兰以“海上马车夫”的姿态崛起于世，凭借东西印度公司这两大“准军事”实体大力推动商贸活动和殖民扩张，积累了令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劲旅觊觎的物质财富。在国内，思想解放、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名垂青史的荷兰文化巨匠，其中包括哲学家斯宾诺莎、诗人冯德尔以及伦勃朗、弗美尔、哈斯等画家。“黄金时代”的余晖绵延至20世纪，荷兰于1900前后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而20世纪末欣欣向荣的经济氛围被形容为“第三个黄金时代”。区区小国何以屡创文化和经济奇迹，其文化能量源于何处？一个略带唯心主义色彩的答案是：人！荷兰人！荷兰人的开放、包容、创新、精明、务实甚至矛盾，造就了一个个荷兰神话。
柯雷是最荷兰的荷兰人。由于汉语“说”得比“吹”（萨克斯）得好听，他自然而然变身中荷文化交往的重要代言人。2002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剧组走进莱顿小镇，“点名”要见柯雷。我的“光头导”穿着牛仔裤和文化衫赴约，央视大咖心生不满、面露愠色，要求光头导换装见客，任性的柯雷一口回绝。吃瓜群众完全可以想象，主宾斗心的尴尬和别扭。嘉宾内心独白：“别给老子装爷！”柯雷得意地回敬：“你采访的是老子，不是老子的行头！”他故意称阿豆为“内人”，搞得央视大咖无言以对。随便惯了的柯雷，难得几次正儿八经。一次，汉学系全体人员参加图书管理员陈先生的葬礼，他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常年悉心伺候病妻，自己却不幸得了肺癌，知天命时丢了性命。当时任汉学系主任的柯雷身穿T恤致悼词，逝者家属不知何感？生活中的柯雷处处与形式主义较劲，学术中的柯雷却是一个极致的形式主义者，且对诗歌形式有着异常的敏锐和喜爱。
印象中，柯雷第一次穿西装，是为了接待王蒙。2003年，王蒙参加女儿在海牙的毕业典礼，应邀顺访莱顿。那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活动，在莱顿大学最气派的阶梯学术报告厅进行，主持人柯雷身穿黑色礼服上台，言行举止似乎全被“装”进西装，少了平日的洒脱自如。多年后，柯雷告诉我，那身西装现在太大了，注定了“压箱服”的命运。当柯导的不自在遇见王蒙的太自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效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本小博第一次当众挑战权威。我咄咄逼人地发问：“王蒙先生，如果说曹雪芹和《红楼梦》之后，中国就没有小说，那么您今天就不应该站在这里。我相信，您今天是以当代中国著名小说家的身份被请到莱顿大学，而不是作为中国前文化部部长。上中学的时候，就为您的《春之声》和《坚硬的稀粥》倾心。那种迷醉的阅读感受，与阅读《红楼梦》无异。上了大学，我迷恋上莎士比亚、伍尔夫和乔伊斯。请问，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谁更伟大？《暴风雨》和《红楼梦》哪一个更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还是萝卜和咸菜的问题？”王蒙先生楞在台上，一言不发。讲座后的酒会上，我本想伺机缓和下气氛，不曾想王蒙先生一见我就退避三舍。王蒙，不期成了导和博终生难忘的第一次。
2014年3月27日，柯雷代表莱顿大学参加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为第一次到访荷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而设的国宴。那之前半个月，柯雷接到神秘来电，神秘人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国王办公室秘书，请问您是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所长柯雷先生吗？国王陛下和王后殿下邀请您出席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国宴。”“哦，那我得查查日程表，过几天再回复，好吗？”柯雷有着荷兰人离经叛道的反权威情结，所以必须得端着，哪怕是短暂的装逼。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拿起话筒致电国王办公室，接受了邀请。国宴当天，海牙国王府外面戒备森严，里面灯火辉煌，镶金的家私陈设贵气十足，“燕尾服”和“宫廷裙”穿梭在人群中。工作人员像赶牛一样把250名嘉宾赶到一个角落里，没有酒没有饮料，只有空空的等待。等了十几分钟，终于有工作人员端来香槟。环顾四周，柯雷看见了阿贾克斯足球门将范德萨和几个电影明星。想入非非之际，忽然听到有人传唤：“下一个，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柯雷！”国王秘书引导柯雷穿过人群来到亚历山大国王面前。柯雷向国王行礼，国王转头对身边的习大大说，“荷兰至少有个教授懂你。”柯雷很绅士地给习大大请安，用标准的京片子讲述了中荷文化交流史，以及从1877年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以来荷兰汉学的发展历程。
by 傅强, 2016
柯雷跟不少中国国家领导人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015年9月，刘延东副总理造访欧盟总部，专门安排了一次欧洲汉学家见面会。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通知柯雷代表荷兰汉学家参会。见面会安排在布鲁塞尔的一家中餐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十二名汉学家围着一张长桌依次入座。柯雷记得，随行的官员中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每个汉学家有五分钟时间，按年龄资历轮流发言。轮到柯雷了，他一开口就说，荷兰汉学的缘起并非因为荷兰人对唐诗宋词的喜好，而是为了东印度公司殖民者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印尼华人。这种殖民主义动机深深植根于旧式区域研究，带有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汉学家应该勇敢地抛弃殖民主义思想遗产，与时俱进，以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建构一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区域研究协同的新型中国学。刘延东边听边做笔记，不时会心一笑。所有与会学者发言后，副总理做了二十分钟的点评，字字珠玑，亲切有力。柯雷事后评价，刘副总理完美演绎了女性领导力，知性优雅，智慧温暖。
柯雷到底是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曾是萦绕我心头的一团疑云。经年后，云开雾散。我终于明白了，柯雷还是那个柯雷，他无意成为什么、代表什么或象征什么，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那个在路上的旅行者和游吟歌手，真理就是他前方的路标，诗歌就是他心里的竖琴。
网络编辑 / 郭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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