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前的这所大学，走出了一批学术大师

透过丽娃河畔群贤堂的小窗，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听见群英先贤们深邃旨远的思想，感受到前辈们在三尺讲台上的神采飞扬。九十六年的尘沙风霜，掩盖不了大夏一路走来的风华荣光。

今天，在大夏大学成立96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属于每一位大夏人的节日里，我们溯归寻初，回顾大夏艰险荣耀之历史，重拾当年崇高之理想。

1924年的6月1日，一群师生怀揣着“光大华夏”的理想，在上海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大夏大学”，正如校歌所唱“大夏大夏，革命先锋，使命何崇隆；唤起民众，复兴民族，禹域之洪钟。”

大夏大学成立伊始即以救亡启蒙为己任，谱写了数不尽的浪漫与辉煌。从国民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学生到“九一八事变”后冒雨请愿、誓死抗日的众人，再到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行伍，大夏师生始终为着心中理想奋不顾身。

“愿我同仁自强不息，乾健以为神；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进步永无穷。”大夏大学在爱国救亡的同时不忘启蒙之重任，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泰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英杰。大夏大学有着一批学养深厚的师资队伍，教育家如王伯群、欧元怀、王毓祥，戏剧家田汉，社会学家吴泽霖，历史学家吴泽、陈旭麓，地理学家王成组，古典文学家程俊英等等，可谓泰斗云集。

在社会文化领域，大夏学子深受“三苦”精神熏陶，秉承着“自强不息”的校训精神，耕耘出了不凡的收获。有被誉为“东方安徒生”的大夏毕业生陈伯吹先生，《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作者任溶溶译作的《木偶奇遇记》，成为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中国话剧与电影的泰斗级导演陈鲤庭先生都是大夏大学的杰出校友。他们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都与大夏大学的辛勤栽培不无关系。

 大夏大学盛产大师。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中，就包含从大夏大学走出来的王元化、陈旭麓两位大师。今天，值大夏大学成立96年纪念日之际，一同走近这两位大师，感受先贤们的学识与魅力，回望并致意96年前的这所大学！

王元化

（1920—2008）

文艺理论家、学者。祖籍湖北荆州、生于武昌。闻一多、梁实秋等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自幼生长在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新式家庭中，接受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

1939年，王元化入读大夏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同时修读了国文、英文、政治学概论、伦理学、经济学、中国通史等多个学科，为其往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辞海》副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思辨随笔》等。有《王元化集》行世，翻译了《莎剧解读》《文学风格论》等著作，被誉为“时代的思想者”。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湖南湘乡人。1943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华东师大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他早年就读于私塾，受传统文化熏陶，醉心于“通经致用”，1938年进入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次年转入历史社会学系，深得谢六逸等文史前辈的器识，学生时期就撰著《初中本国史》一书。毕业后受聘于大夏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努力促成了大夏大学的改制，晚年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文化史的研究，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他以“新陈代谢”为旨趣,改进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构建和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近代史体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通史研究汇融于一炉,并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转轨、变异与回应。著有《近代史思辨录》《浮想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词典》等。

大夏书院师生云端唱响大夏大学校歌

致敬大夏大学建校96周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大夏使命何崇隆。

泰斗云集群贤至，明德新民声洪钟。

望未来精神传咏，我辈进步永无穷。

文 | 阚小奇

音频 | 杜源恺

视频 | 曹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