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高干子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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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凡
中南海俯视图
他们都是草根出生 凭自身努力走上仕途巅峰....
查看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驻北平行辕主任时期绘制的北平地图，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以西，怀仁堂影壁、庆云堂正门以南的地方，是一片空旷之地，没有任何建筑物标记。
1949年，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进驻中南海时，住进居仁堂、春耦斋西边一些院落的林伯渠、陆定一、师哲等人家的孩子现在都还记得，在他们家所住的院落往西，就再没有院落和建筑物了。
然而，空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里就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它们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内兴建的第一个建筑群。因为地处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称西楼。
这几栋楼动工于1950年，是5座独立的青砖楼。中南海里的人习惯将之分称为甲、乙、丙、丁楼和西楼会议室。后来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参谋长、大队长的张随枝曾带领过的那个工兵营二连，也参加了这个楼群的建筑。他记得这个楼群竣工于1951年。
整个建筑群的外围，砌了一圈灰砖墙，在对着中南海外墙的西门处，开了一个门。所以，在这一带办公和居住的人，都称外墙的门为“大西门”，西楼的这个门为“小西门”。
中南海有两个西门，一个在府右街的中段，一个靠近府右街北口。中段这个门，是西楼建成后所有在西楼工作的人员，在居仁堂工作的大部分人员，还有到怀仁堂开会、看节目的人员进出的大门，可以说是中南海进进出出利用率最高的门。所以一说中南海西门，就是指这个门。而靠北口的那个西门，是进出国务院办公区的人走的，通常要加一个限制词，称“国务院西门”。
在灰砖墙围起的院落里，最南端的是东西并排的两幢三层小楼，东为甲楼，西为乙楼。从甲、乙楼依次往北，排列着丙楼和丁楼。这两栋楼也都是三层，东西长约百米。西楼建筑群的设计者，就是给中共领袖设计了新六所寓所的戴念慈。
在楼与楼之间，都有通行的车道。车道旁边，是由半人高的侧柏圈着的如毯的绿地。丙、丁两楼之间的绿地较宽，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绿地间都栽有海棠、塔松、银杏、白杨等树木。在甲、乙楼和丙楼之间，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鱼池，有两三人深，一侧有石阶上下。
沿灰砖墙，栽了一圈爬山虎。大概因土地长年闲置比较肥沃的缘故，爬山虎长得异常繁茂，从里墙爬到了外墙，满满一片绿色，遮掩了原墙的灰色。
在1951年、1952年之交，刘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组成的类似政策研究室等，都搬进了西楼大院落。住进甲楼的，是刘少奇一家。
刘少奇一家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和亭亭。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送到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了苏联，他们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过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过一段时间。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若、刘爱琴兄妹俩因工作需要，都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只是在每年假期里才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刘少奇和何葆珍的这3个儿女，都有一段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3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坠入爱河。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等国的共产党领袖们的后裔。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相爱了。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然而——
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罗点点的叙述文字非常简捷，但笔者不太赞同“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的说法。对父辈的理想是排斥还是接受，刘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作为党的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必然的、从心底感到高尚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那么，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多了一个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的难料变异的因数。他的跨国情感历程，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悲剧的氤氲。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刘振德曾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啊！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回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在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都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
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解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笔者以为，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其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3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3次。
在1999年《作家文摘》摘编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的部分章节中，笔者看到这样一段叙述：刘允斌离婚后，除了用自己的积蓄外，还动用了父亲刘少奇的一大笔钱，给苏联的夫人买了一幢房子，以使内心愧疚稍稍平抚。
对此说的真实性，笔者深存怀疑。刘少奇家庭财政的拮据，在中南海内不是秘密，后面自有大量佐证。特别是关于他家的开销吃紧，是进了毛泽东的语录的。笔者就此向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等有关的知情人核实，他们都肯定刘少奇绝不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换卢布，给前儿媳在苏联买房子。要知道当年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比美元和英镑还要高！
作为长子、长女的刘允斌、刘爱琴，还是颇能体谅父亲的苦衷的，能站在较高的境界来处理自己的情感纠葛。而性格有点执拗的刘允若，则因其跨国之恋与“时宜”不合，既给父亲平添了许多烦恼，又把自己煎熬得遍体鳞伤。
就在大哥刘允斌回国前后，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上学了。他们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平，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吴振英的二儿子吴小立等。
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3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100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当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点开销还是有余地的，但刘少奇夫妇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众拉开太大的距离。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不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的记忆中，那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在中南海家里的孩子中，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
平平看到母亲特别疼爱涛涛，有时不免心生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要什么给什么，穿得最漂亮了。比她小的孩子，都比她朴素。我们都替他们抱不平。”
刘源告诉笔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涛涛和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从大字报上看到这一说法，刚开始不相信，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王光美亲生的4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听闻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那时，我们是互相轮流，到谁家谁招待。开始到小鲁家时，他说：我家没有别的，就吃这个吧。我们一看，是伊拉克蜜枣。后来老是这个。他肝炎可能就是被这玩意儿传染的，当年有这种说法。到刘源家，更可气。每次到他家，他就拿出糖精片、小苏打、柠檬酸什么的，让我们自制汽水喝。”对昔日中南海男孩子间的事，张寰记得最多也最清楚。
刘源也承认：“当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宽裕，我也只能拿出这些招待朋友。”关于这一点，刘亭亭的同班同学曾自也有记忆。她们虽然都住在中南海里，也见过面，但没什么来往。直到上师大女附中后，因为在一个小队，又都负点责任，有时在一起商量小队工作，才渐渐熟悉起来。
“刚入学时，班里的学生干部是由老师指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女儿被任命为中队长。刘亭亭和我在一个小队，分别被指定当小队长和小队副。刘亭亭学习很好，特别是英语，后来由同学自选班干部时，她被选为中队学习委员。”
一次，研究完了小队活动事宜后，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话题。曾自认为刘亭亭的宽背带裙子好看。亭亭告诉她，这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
冷不丁，亭亭冒了一句：“其实，我们家生活挺紧张的，条件也许还不如你们家呢。”曾自在追溯往事时说：“当时我听了她的话有些不相信，共和国主席家的条件能不如我家？”
说到刘少奇的几个女儿的衣着，大家都觉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刘涛。曾自的姐姐曾立说：“那时就觉得刘涛像小公主似的。”
刘涛上大学时，与当时多数领袖的孩子一样，被动员选择理工科，她进了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但是刘涛对自控专业兴趣不大，她比较喜欢文学和历史，加之身体不太好，学习成绩一度不甚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提出要转学别的专业，但刘少奇、王光美不同意，他们觉得不应稍遇挫折就退缩。
在一次和毛泽东相遇时，刘涛将自己的这些情况和想法，毫无顾忌地讲了出来。一向比较关爱孩子的毛泽东听了刘涛的诉说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涛涛来找了我，谈起了学习情况，以及转学其他专业的想法，她说你们对此反对。我个人以为，让孩子学习她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
刘少奇看了毛泽东的信，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认真地过问自己女儿读书的事。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讲明年轻人要经得起挫折的磨炼；同时严肃地指出：“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有很多大事要考虑操心，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
后来，王光美又专门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对刘涛转学的事做了解释，说明转学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主要是从严格要求考虑，不能凭一时兴趣，要做认真负责的选择。毛泽东看信后，在见到王光美时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刘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泽东面前是无拘无束的，能毫无忌讳地谈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刘源也说：“那时我们几个孩子和毛泽东相处显得更轻松随意，而和严肃的父亲在一起时，则显得有些拘谨。”
李讷在小的时候，能够亲昵地叫毛泽东“我的小爸爸”。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对她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她儿时那种无忌亲昵渐渐退去。对其他人家的孩子，毛泽东却一直保持着那种对童趣的兴致和宽容。
“每当毛泽东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他就打着手势逗我们：把手掌摆平了移动，说这是平平；用一只手的食指抵着另一只伸平的手掌，即暂停的手势，说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个圈，说这是源源。”
有一次，王光美带着孩子去跳舞，毛泽东也到了舞场。刚刚两岁的小女儿潇潇跑到毛泽东跟前，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说：“你怎么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泽东却说：“别打搅她，她在观察世界呢。”
“每逢这种时候，毛泽东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呐！”在追溯完这些往事后，刘源如是感叹。
在生活上，刘少奇虽然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刘源说。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便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一位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父母对孩子们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的关心，还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国的国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练。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这边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台，刘源有了对手，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过了午夜，还不见刘源回家，王光美有些着急了，因为刘源平常一直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于是，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室里，找到了两个汗流浃背仍酣战不止的孩子。
作为母亲，孩子午夜不归，让她焦急不安；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她心里是挺生气的，但看到孩子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而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就没有太多地指责孩子。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兴致很高，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不知从何时起，刘源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后来，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听说刘源拜到了名师，中南海里另几位有同样爱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学艺，遍访画界大师。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还在中央美院附中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
名师出高徒。几个孩子经黄胄等人指点，画技都有提高。刘源在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竟拿了个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刘源来了兴致，逢节庆之日，就自己动手绘制贺年卡，寄赠亲朋好友。朱援朝说：“我现在还存着他给我们家画的贺年片呢，他自己可能都已经没有当年的手迹了。”
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还可以！”
在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来，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名字，将来长大了，人家还“源源”、“源源”地叫，多难为情。
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思考了一番后，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涵义。
然而，没过太久，首都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改名之事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了刘源的心里。
通过改名对孩子进行教育，后来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漫不经心，学习也不认真，便把丁丁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刘少奇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认真和投入了。从给丁丁起名“允真”，给源源起名“鉴真”看，刘少奇对“真”字还真有点偏爱。
在刘源等几个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不单单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还说服其他和子女相关的人，不可对他们搞特殊和过于宽纵。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老师。
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
刘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师们，突然发问：“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们只顾听“首长指示”了，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都愣在那里。
“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的多，了解的多。”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你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想了一下说。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王光美肯定了老师们的这种态度。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
“勤俭是一种美德。”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那次老师来，爸爸妈妈跟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刘源还记得很清楚。
刘允真考高中那年，因成绩不理想落榜了。他因此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有的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为他讲情。刘少奇知道后，专门为此事召开了有工作人员参加的家庭会议。
“我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现在，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讲到这里，刘少奇面露愠色：“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允真最终没有靠父亲的关系上北京的名牌高中，而是根据考试成绩，进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读农技学校。
临去学校前，丁丁向父亲告别。一贯神色严肃的父亲，这一次温和地对他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了你喽。”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刘允若最初读的是工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后来，他感觉这同他的兴趣不甚一致，加之和几个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太融洽，心情很不舒畅，就想转学转系转专业，改学文学或新闻。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提出后，留学生管理处不同意，给他做工作。刘允若想不通，又给父亲写信，想从他那里得到支持。
对这种遇到一些挫折就退却的意念，刘少奇很不赞同。他回信说：你转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学生管理处的意见。刘允若思想仍转不过弯，导致在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写信批评道：你过去虽然受过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坏习气。眼下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对此，刘允若不以为然：不就是想让你说两句话帮自己转系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父亲接二连三且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刘允若产生了逆反心理。
直到隔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冷静下来后，才觉得父亲讲的道理是对的。最后，他听从了父亲的意见，继续在理工科学习，只是专业转为导弹的总体设计。
就是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并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从理智的忠告。因刘允若回国而分离的两人，都没有放弃为终成眷属的努力。
赫鲁晓夫
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她不可能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作政治筹码。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此举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随着苏共在世界共产党的聚会上煽动围攻中国，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袒护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公开的论战已经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身边的人多体谅他，即便发现他偷偷到父亲的办公室给丽达挂国际长途，也不曾揭发，但大家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会做出同样的决断。但作为继母，她对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让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的劝说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于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痛创。从此，她开始留心去观察刘允若眼睛的细微变化。
当她发现刘允若对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的女主角很欣赏后，就设法了解那位女主角的有关情况，试探她的态度。调查反馈的情况是她的家庭成分不甚理想，王光美将此事搁下没有跟刘允若提。在那个时候，家庭成分是和能否进中南海紧密相关联的，是绝对不容轻率的。
王光美继续为刘允若留心着。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内容并广得佳许的影片上映，王光美观看后，对其中一位配角留下的印象不错，就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外围调查。
得知这位配角的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什么问题后，王光美和刘允若谈起了此事。刘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恩，专门到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当他向那位女演员表示进一步发展关系时，女方感觉两家境况悬殊，委婉推脱了。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从政多年，如今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的刘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亲的内心款曲。
在刘少奇家搬离西楼甲楼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还有一件特别让刘源难忘，并在尔后几十年间常常骄傲地加以回顾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军装，挎着冲锋枪，像中南海里的警卫一样，在哨位上站岗。
刘少奇对子女的政治成长很关注。刘允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刘少奇就对他说：“你应该尽量争取到农村、工厂、部队都锻炼一下，这对了解中国，接触广大群众和使自己成熟起来，有好处。”这番话虽是跟刘允若一个人谈的，但要求则是对家中全体孩子的。
刘源偏巧听到了父亲和哥哥的谈话，觉得很对自己的心思。他每次进出中南海从岗哨身前走过，对军人的戎装和威武都产生出丝丝羡慕，于是便向父亲提出在假期到部队锻炼的要求，父亲随即表示支持。
刘源把这事告诉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陈毅的孩子陈小鲁、李富春的外孙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何畏的孩子张寰……男孩子谁没萌生过当兵的愿望？他们于是便向各自的父母请求，几乎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中南海里有警卫部队，为到军营锻炼提供了便利条件。暑假来临，经几位家长出面，刘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张寰都进了中央警卫团。当别的孩子看见他们挎着枪站在哨位而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时，他们内心便漾起特别的得意和满足。
在这群好朋友中，唯有陈小鲁当年没捞着神气的机会，而其他穿上军装的孩子，反而都是父亲早已不在军中任职的。陈小鲁说，这是因为妈妈张茜对孩子到部队不甚赞同。母亲对陈小鲁说：“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放暑假期间，应该利用来多看看书，或随父母外出走走，多长点见识。当兵可以待毕业以后嘛。”
军营的生活规律而紧张，在军营锻炼的孩子，和军官们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训练，按规定的时间站岗。虽说周围都是军官，但来锻炼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军装，挂列兵的军衔。稚嫩的身板，列兵的军装，往哨位上一站，还是挺显眼的。
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王化宇回忆说：“他们来锻炼，我开始都不清楚。一天偶然经过小西门，见刘源在那里站岗，询问了几句，才知道他们来锻炼的事，还鼓励了他一通。”
孩子们到部队锻炼，起始于1964年。他们之所以能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赶上了当年大比武的尾巴。那时，大比武之风也刮到了中央警卫团，而且团里除了要求射击、擒拿等军事技能过硬外，还要练“背”功，背出经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车车牌号。
背车牌号是中央警卫团的一项硬功，其警卫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车进出中南海通行无阻。如果该拦的车警卫没拦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该直接放行的车警卫拦截之后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
据说当年一个新调进中南海的警卫把陈毅的车拦了，虽然陈毅当时还表扬了这个警卫，可在内部这就要算失误。事后，中央警卫团又进一步强调了要熟悉车牌号、首长司机和首长随卫人员的要求。
董良翮、李勇、张寰、刘源、李平平等人，在下了一番苦功后，也对中央领导人轿车的牌号有了相当的了解。经过那番苦背，张寰至今还能记起当年经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领导轿车的牌号。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部队锻炼的几个孩子是身着军装度过的。张寰记得那天还进行了射击训练，晚饭还是军人大会餐。会餐后，他们接到通知，到警卫团团部去一趟，团政委杨德中要和他们谈话。
“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和我聚齐后，排着队走到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说。“此时，我们已经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队时，给我们佩戴的是列兵军衔。我们参加的几项军事技能考核，成绩都不错，平时的锻炼也还可以，也许是为了表示鼓励吧，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授了上等兵的军衔。”张寰还记得，“当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告诉我，中队就有权授上等兵的军衔。”
在南海东南角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团政委杨德中询问了孩子们到部队锻炼的感受。因为孩子们锻炼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杨德中一一表扬了他们。临了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孩子都没吱声，似乎是没有什么意见，杨德中已经准备说可以离开了。“我有意见。”刘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见？说说看。”听说刘主席的儿子有意见，杨德中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刘源说：“警卫们别的都挺好，无论是射击、擒拿，还是出操、内勤，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一回到宿舍，闲聊起天来，尽拿别人的妻子开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样怎样……业余时间总是这类话题，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杨德中一听是这么个意见，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来是这个意见呀。说得对，说得对，这个意见我们接受，应该提醒他们今后注意。”
出了警卫团的团部，孩子们开始意识到穿军装、戴领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不免有点黯然神伤。
在回家的路上，刘源对李勇、张寰说：“咱们到王府井去吧。”张寰问，去王府井干吗？刘源说：“咱们找军官敬礼去。按规定，士兵给军官敬礼，军官就得还礼。咱们马上就要脱军装了，再不敬就没机会了。”
张寰回忆说：“当时我们特别想找个将军敬礼，可在街上溜达了半天，也没碰到一个将军。碰见的佩最高军衔的，也就是一两个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见的那位大校当时正搀着夫人。刘源第一个过去敬了个礼，那位大校赶快把搀夫人的手放下，给他还了个礼。接着，李勇和我也跟着上前和军官敬礼。我琢磨着那晚走在王府井的军官们可能都会觉得奇怪：这几个小兵干什么呢？”
军营生活结束了，第一批参加锻炼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尝试却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军营生活的欲望。谭小光回忆说：“刘源他们第一批当兵站岗，我们都看见了，觉得他们特神气。第二年听说还组织，我们就都要求参加。”
刘源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卫部队当兵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当兵次数最多的，是刘源，三年里一次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
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