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科学家叹中国科学

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2年的生物学家饶毅先生于2007年自愿回国效力，并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生物科学起步与发展、也频频批评国家科研政策及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积弊更积极倡导科研体制改革的他，竟因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在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中，与2008年由美辞职归国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先生双双遭遇了和此后原铁道部“高官科学家”张曙光同样的落选结果。

2013年9月，六年中既要“与工作斗又要与人斗”、始终难以走出苦闷与失望的他，终于步另一海归艺术家、继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陈丹青先生之后尘，无奈辞去了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也和陈画家辞职后写了严厉抨击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退步集》一样，饶先生辞职后不久，就在接受《南方周末》报记者的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科学发展之路的忡忡忧心。特将饶毅先生在访谈中提及的内容摘要汇编如下：

· 体制建设的成功，远比我个人长期任院长重要。

· 有很多人劝告过我。其实我没有一个声音是刺耳的。我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我的批评都是为了建设。我提出来的意见实际上非常温和，如果这种意见都认为尖锐，那只能说明我们社会本身有问题，而不是我有问题（针对采访者“你的言论有些人听着会比较刺耳，是否有人会给你一些善意的劝告”提问的答复，笔者注）。

· 回国六年来，我最苦闷的时候是刚回来的两年，因为作为一个从未在中国工作过的人，我没有想到身边会有那么多的阻碍和恶意。对这些事情，我都选择自己“吞下去”。我碰到过几种矛盾，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性的矛盾。中国现在是一个诚信度很低的社会，所有人都不相信其他人。

· 在美国，大多数人互相都帮忙，很少会害人，5%的会害人，80%以上的认为做事要有原则、有道理、不做不对的事。在中国。可能这个比例很糟糕，可能95%以上的人不相信其他人，所以做任何事情90%以上的人在看你后面有没有做坏事。你有东西送给他、帮他做好事，他还犹豫好久。我很搞不懂，后来听说这是目前国内交往的常态。

· 回国以后，在2008年和2009年间，在不同的具体事情上我都知道谁在设障碍。这一点以前完全没有考虑到，有些人平时我还帮助过。我23岁去的美国，一直从学校到学校，后面（教书）还是美国的学校，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不够清楚。加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可能还有恶化的趋向，所以这一点我确实完全没有料到（饶先生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为“文革”中含恨自尽的著名药理学家张昌邵教授之女张安中教授，笔者注）。

·1998年左右开始的科学院“知识创新”计划、高校的“985”计划等，当时并非争创世界一流的计划，而是科教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扶贫计划，是为了稳定一批理科人才，争取不要外流得太厉害（因理科学生去发达国家留学的门槛较低，导致1980~1990年代中国有大量的理科人才流向海外，笔者注）。1998年、1999年我们国家在理科方面争创世界一流，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事情。

· 我们国家在很多学科、很多单位长期以来是贱卖职称，比如说博士后回来以后，在中国就直接做正教授、研究员，而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是从助理教授做起，就连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是如此。（必须升副教授后再升正教授，笔者注）每一级晋升都要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两次晋升都不是百分之百，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般要坚持十年，所以年轻人会养成好习惯。

· 当年是没有经费、工资低，以贱卖高职称对换经费和工资。中国一群学术能力不强，现在很有权力的人，多数都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现在工资和研究经费都上涨了，特别是中国相当多的研究单位，启动经费比美国都高，继续以正教授、正研究员贱卖职称，这在体制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单位的领导，向国家只提增加经费，而且要长期稳定，但绝口不提改革，这样的单位与领导是坑害国家。

· 在具体做法上没有改善，有些还恶化了（针对采访者“关于国家科研经费分配和竞争的公开透明问题在这些年是否有改善”提问的答复，笔者注）。

海归科学家饶毅对中国科学恨铁不成钢的哀叹之语，令笔者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深处闪现出一连串的可怕忧虑：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这两个人类文明的最后堡垒，在经历了十七年“思想”改造、十年“文革”冲击和三十多年的“改革”折腾后，它们会不会在某一天因千疮百孔而轰然坍塌？始终紧抱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文明史”之类的传家珍宝，中国真的就能在新世界里实现自己的强国梦吗？

近二十年来，诸多良知学者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中国教育与科技日益沦落状况的担心；杨东平教授年年在呼唤教育的公平公正；刘道玉老校长岁岁在抨击“把教育当买卖做”；熊丙奇先生愤然写了《大学有问题》；谢泳先生哀伤地写了《逝去的大学》；赵郭明和卢一萍先生合著了《中国知识腐败2000—2004》；邹承鲁、饶毅和鲁白三教授2004年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文痛批中国科研体制；张玉林教授写了《中国教育不平等白皮书》；旅美数学家丘成桐无情炮轰已异化为“高教圣殿”的清华北大；施一公教授怒斥科技界“行政主导”、“官学勾结”和“拉关系搞科研”弊病；童话作家郑渊洁坚决让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接受基础教育课程；执着的朱清时老校长在深圳的“教改孤岛”上坚持做着“非官营南方科技大学”的美妙中国梦……。

2015年10月，年逾八十的中国“三无科学家”、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研创人屠呦呦先生荣获诺贝尔医学奖更将我国科研体制的深重弊病披露得体无完肤。

同样忧心忡忡的笔者最后也想斗胆问一句：中国科学，你准备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