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教育大海上曾经的“孤岛”

2011年6月，一波三折的“南方科技大学高教创新改革实验”又频起大风大浪，一年前积极参与协助筹建的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原校长）等4教授先后退出，首批45位教改实验班学生仍在静候新学期的课程设置、教学和实验课大纲实验室，投资方深圳市的组织部门面向国内高考招聘选拔2名正局级副校长，45位胆敢“试吃螃蟹”的莘莘学子彷徨到国家高考钟声敲响前夕才“决定放弃”，个别学生表示将考虑退学；

第二期招生与学校学术团队管理团队及内外部管理监督问责机制建设、学生教育培养大纲、办学定位理念及发展途径确定等诸多实质性工作，因“南科大基本法”——《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在国家教育部审查研究旷日持久而无法正常进行（2011年7月1日刚刚生效），……。

南科大遭遇的高教改革窘境，不禁让人发现它酷似中国教育大海上的一座孤岛，更让人联想起抗日战争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那个“上海孤岛”。

1937年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寇侵略军后，原先由英美意等国合并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北西三面被日寇侵略军保围封锁，东临浩瀚东海，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岛”。进出“上海孤岛”的人员车辆和物资必受日伪军警严密检查，日寇指使武装汉奸特务人员频频潜入“孤岛”，疯狂迫害抗日爱国人士、焚烧报馆暗杀编辑记者（知名烈士如华美日报编辑朱惺公），绑票勒索、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自1938年起，日军又借汉奸特务地痞流氓之手，肆无忌惮地与租界管理当局（工部局）争抢征税权、警务权（在曹家渡地区制造了多起暴力事件）；此后又公然争抢孤岛上的国民政府司法权（威逼利诱法官下水，并暗杀了包括著名作家郁达夫兄郁华先生在内的多位正直法官）。

租界（孤岛）尴尬的“领导们”（工部局与各相关国家驻沪领事馆）被此伏彼起的暴力事件（还有蜗居在租界内的大量中国难民）扰得焦头烂额，稍有差池或疏忽，既可能受到租界内各类媒体的猛烈抨击，又可能收到租界外日军宪兵司令部的“严正抗议”，还有可能受到本国政府的批评训斥。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想做好孤岛的“领导工作”还真得是难上加难，甚至如坐针毡。

所幸当年的日寇侵略军因自己国家的政府尚未对这些国家宣战，加上其中还有自己的盟国朋友如意大利，工部局也还能硬着头皮处理辖区内政务（驻沪意大利和英国军警部队还经常出动震慑弹压越界闹事的日伪汉奸特务流氓）；日寇占领军司令部也从来没有下发过什么“指示或通知”之类的文件训令，要求工部局立即执行；“孤岛”管理机构及其领导虽如履薄冰，总还能混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军完全翻脸为止。

南科大“光杆司令”校长、原中国科技大学老校长朱清时先生是笔者深感钦佩的一位长期针砭中国教育体制、热心高教改革的学者型教育高官，与中国当年最早“吃螃蟹”的深圳特区政府在“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办学理念上英雄所见略同，深圳市于2010年3月决定出资筹办南科大并聘其为校长；国家教育部于九个月后同意筹建。

学校雷厉风行地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教师；2011年3月1日第一批45名学生通过自主考试与复试后入学；5月30日45名学生发表公开信，表示拒绝参加本届高考；在没有坚硬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自诩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人”的朱校长也担心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态度或政策突生变化；

作为南科大“教育孤岛”的“临危受命岛主”，他实行的富有标准中国特色的“边开车，边铺轨”办学理念既遭到同事同仁的质疑，更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操作难题和行政阻力；已经急流勇退的香港科技大学李晓原、李泽湘和励建书三教授于6月16日借《南方周末》报发表了题为“要改革，不要口号”的专门文章。当然，也有一些教育界人士对“朱岛主兼校长”的艰难处境表达了深刻的同情。

地处大海中的孤岛倘若不能自产食品也基本无可靠（制度化）的援助补给，面对周遭的凶风恶浪它完全可能脆弱无比，在此情况下，“孤岛岛主”纵有三头六臂或万丈雄心，恐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济了。

万分幸运地是，朱清时校长为改革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有了巨大的收获，南方科技大学这座最早问世于华夏、最富创新与追求精神、也最能与国际教育界接轨的“高水平自主办学”实验大学之后还是度过了难关，发展成了一座拥有包括海内外院士及高职称学者近百人在内的强大教师团队、研究生院及18个院系、4029本科生及1352硕博研究生（2018年数据）的国内一流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