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清王朝的“依法治国”路
与11国《辛丑条约》签订会场
曾经的世界GDP超级王朝大清帝国，从建国之初到轰然坍塌也曾经走过了长达近三百年的所谓“依法治国”路。初制于顺治、康熙、雍正数朝，定案于乾隆朝长达一百余年的钦定大清国基本法典《大清律例》，全部内容分为律30篇40卷30门，律文436条，附例1049条，再加上每隔三年五年一次的修删增补，内容真可谓浩浩荡荡；而条款条例甚至包括“刑具杖、枷、棍、夹的规格尺寸、罚刑次数时间、以银赎刑、皇亲国戚高官减罚免刑”等细致规定及办法真可谓无微不至。
当然，《大清律例》除“十恶不赦罪”外也明确列举了诸如“某地区某民族非法聚众50人为首者斩监候改斩立决”之类的严苛刑罚条款，以确保社稷江山的稳定；还列举了“番役诬陷无辜妄用刑致人死亡者斩监候改斩立决、诬良为强盗拷打致人死亡者斩监候改斩立决”之类的刑罚条款，以防止有司衙役刑讯逼供酿制冤案。
进入十八世纪后，天朝域外四夷崛起，英法德比荷奥西葡意俄日美等不愿向大清中央帝国“宾服输诚”的诸多蛮夷番国开始频繁觊觎染指天朝的疆界，为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和“异端邪说”的侵扰破坏，大清国又及时制定了《禁海令》，除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捞虾外还将海边数十公里范围的区域变成“边防特区”。
在英国人葡萄牙人逐步敲开了大清国与海外的通商交易门户后，只想得到进出口关税和一些皇族专用的海外奢侈品但又与境外敌对势力异端邪说势不两立的大清皇帝又及时制定了严格的《口岸通商管理办法》，指定广州市郊区的十三行区域为洋商人及其眷属的隔离起居活动区，《办法》还严格规定“洋人女眷禁止进入广州”、“春节期间洋人必须撤到澳门至次年秋方可返回广州”。
为防止大清臣民受蛮夷国精神思想的污染而走上邪路，大清国皇帝又颁布了《防夷新规八条》，严格禁止中国人学外语，禁止外国人学汉语，禁止中国人帮助外国人学汉语，曾经擅自辅导东印度贸易公司翻译、英国人洪任辉学习汉语的中国商人刘怀先生就因此而不幸丢了脑袋。
1793年9月，非常希望与大清国建立商品贸易关系的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特使率领700余官员商人团队携带大量珍贵礼品来华为乾隆皇帝祝寿。大清国有关部门为继续维持“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中央霸主”地位，又及时颁布了一系列“外交礼仪规定”，其中经典者有二：一、英国祝寿使团船队的旗舰上必须悬挂“英吉利贡使”旗帜；二、使团领导人觐见乾隆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全套。善于变通的英国人接受了第一项规定，“贡使旗”挂就挂吧；行大礼事是政治原则问题，马特使经多方据理力争后才用“大清国所有参加觐见高官必须向英国国王画像行同样大礼的要求”将其改为行单腿屈膝礼。
1816年，当年以12岁儿童之身受乾隆皇帝接见过的斯当东·托马斯爵士（马戛尔尼祝寿团副使公子、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翻译《大清律例》第一人）作为英王第二个通商使团副使来华觐见嘉庆皇帝。大清国革命接班人嘉庆皇帝是一个原则性远超其前辈的帝王，在其政治智囊和世泰国公的积极建言鼓噪下，大清国朝廷颁布了更为严格的《外事接待管理条例》，规定英国使团必须行全三跪九叩大礼，否则将驱逐出境。阿美斯特使只能断然拒绝，嘉庆皇帝随即颁下了《逐客令》。
斯当东·托马斯爵士回国后即以下议院议员身份，针对与大清国通商事务及特殊困难在议会做了“谈判与武力炫耀并举”的演讲。24年后，英国人终于用炮舰利炮快枪把通商口岸增加到了大清国的5个沿海城市。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连年忙于对抗和抵御夷狄小国的大清国的“依法治国”之路明显放缓了许多，大清皇帝和军机重臣们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议和谈判、签订和约、赔偿外夷”之类的事务上了。继1840年《南京条约》、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和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之后，大清国在半个世纪之间先后与英法俄美日等多个夷狄小国签订了类似城下之盟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自古以来就在大清国执行的《大清律例》也因相关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约定条款而在天朝领土上的外国租界中彻底失效，“夷狄国使领馆不得设在京畿要地”的法律也无声无臭地废止了。
大清国朝廷向11个夷狄小国集体宣战的“庚子人民战争”之后，元气几乎尽丧的大清国不得不再次走上了“法治构建道路”，并开始有限接触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法律。1906年，大清国皇帝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并派五大臣赴欧美日俄考察法律宪政；两年后，迫于举国民众如火如荼的立宪呼声，朝廷又颁布了《缩短立宪预备期诏书》及配套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和《立宪筹备事宜清单》以平息民怨。
1908年，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大清国的“修律改制立宪”又鬼使神差地走上一条可怕的歧路，昏庸老朽的摄政王载沣及满族宗室权贵们在慈禧老领导被迫颁布的“撤销祖制军机处，筹设责任内阁”懿旨余音尚在的情况下，却无视日益强大的民意而炮制出了一个以庆亲王奕劻（皇族改良派）为首的“责任内阁”，因13名阁员中“皇族7席、满族2席、汉人4席”的畸形人事安排迅速招致包括立宪维新派、改良改革派、激进革命党甚至诸多地方督抚乃至地方咨议局的一致强烈反对，新内阁被民众讥讽为“皇族内阁”，朝廷隆重推出的中国第一个“责任内阁”维系不到半年即寿终正寝了。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军的隆隆枪炮声终于让大清王朝进一步退两步的“依法治国”路走到了尽头，从此只能龟缩在紫禁城里的“小朝廷”最后的“奉天承运文件”就只能是一纸无可奈何的“逊位诏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