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清王朝的特大贸易顺差

大清国1876花钱赎回再拆除的上海吴淞铁路

截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海外史学界称之为“通商战争”）爆发前，当时自称“中央之国”的大清帝国GDP占全球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对英法荷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曾始终处于特大的“顺差” 状况。

当时大批英国及欧洲国家的商人只能在大清国有关部门划定的广州郊外的“交易特别管理区”和港澳小渔村内的“特别生活区”内购买大清国出产的大量茶叶、瓷器、生丝、丝绸、皮革、锡矿石、食油及猪鬃之类的商品（其中茶叶丝绸与瓷器在当时的欧美各国还属于昂贵的奢侈品）并休息生活，而我大清中央帝国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贸易、结算与关税原则”（必以白银而非英镑或美元结算，对进口洋货则课以20%的高额关税）。

除了各“蛮夷国”自愿进贡奉献或出售给大清朝皇太后和皇上数量有限的奇巧怪异洋商品外，大清国基本不进口“蛮夷”之邦的商品，因此大清国当时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自然呈现出绝对的“优势”。在根本无法向天朝出口其工业化产品如呢绒、棉纱、纺织品、机器以及自行车、钟表等轻工业品的情况下，无奈的英国及西方各国商人就只能在土豆、西红柿、玉米之类的商品出口之外再夹带鸦片这种非常适应大清国官民需求的特殊商品以补贴严重的贸易损失（其实英商东印度公司售卖鸦片所获的利润却被大清国生丝出口一项就给完全抵消了）。

因自己的国家与商人的经济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屡遭天朝官民的侵扰，信奉自由贸易的英法等“蛮夷国”议会和政府也很不高兴了，于是就只能派遣拥有利炮快枪的海军舰队不远万里前来为自己的商人保驾护航了。

大清国在被迫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及《望厦条约》等全面妥协条约并允许“蛮夷国” 在沿海多个城市设通商口岸及领事馆之后，但大清朝廷仍不愿低下高贵神圣的头，对进口商品的限制依然故我（至1856年中英贸易顺差反增加到8436万英镑；中美贸易顺差增加到近900万美元）。终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二十年后的1860年，大清国又与英法两“蛮夷”国发生了其实与鸦片毫无关系的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要求满清政府兑现此前在相关《条约》中承诺的通商口岸设置），并因在京津冀地区的军事惨败而不得不向英法及美俄等“蛮夷国”低头让步“言和”并割地赔款了。至此才明白“坚船利炮在贸易活动中也有巨大发言权”的大清天朝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开始向西方国家采购一定数量的快枪、机关枪甚至大炮、军舰及弹药，大清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也自此开始出现了不断的下滑。

自1870年代开始，大清国朝廷以“国家主权”不容商量并存在“资敌”（帮洋人发财）、“病民”（侵占农田、破坏风水）及“失业”（造成挑夫、车夫失业）等三项重大危害为由，多次拒绝了“蛮夷国”自掏腰包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建议。胆大妄为的英美国商人竟在其驻华外交官的协助下以修造“寻常马路”名义骗取了南洋事务大臣及上海县道台的批准，擅自修筑了闸北至吴淞口、全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1876年通车运营后引起了大清朝廷的高度不满，强烈要求终止“侵权行为”。经过半年多的谈判，朝廷同意出资28.5万两白银投资方英商怡和洋行手中赎回铁路、车站及全部机车设备。次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被无情地全部拆除了，运至台湾的铁轨及车辆几年后全部锈毁于台湾岛的无情风雨之中。

再后来，大清帝国最高领导人似乎明白了炮舰、军工制造、现代化军队、邮电及铁路的巨大威力和重要性，终于发布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重要指示，开始忍痛花巨资甚至借贷外资开始进口武器炮舰、聘雇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开办船舶、军工、机器及电讯设备制造厂（知名者有安庆内军械所、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招商轮船局、天津电报局、兰州织呢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

1881年建成的胥各庄铁路

作为重要交通工程“试点”，朝廷还请洋人帮忙设计，于1881年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全长9.7公里、最初用骡马拽引列车行驶以免惊动附近皇陵龙气的怪诞铁路试点“唐山·胥各庄线”（长度约500米）等，以图多方面自强再反制亡清之心不死的“蛮夷国”（当时还没有自称“崛起”）；1896年，惨败于甲午战争的大清国又自掏腰包（借款），在二十年前被自己掏钱买回再拆除的吴淞铁路基础上重新修造了一条铁路，取名为淞沪铁路。

不久之后大清帝国又完全订购“蛮夷国”的兵舰、大量聘用“蛮夷国的”技术官佐，全面依照“蛮夷国”的军事规制，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并安排袁世凯将军在天津小站开始了勤勤恳恳的“新军”训练。

大清帝国最初沾沾自喜且引以为自豪的“对外贸易特大顺差优势”到头来就只能和原先同样引以为自豪的特色黄马褂、大辫子和妇女裹脚布一样，被现代世界的科技文明大手强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