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最早建议国民党改造的儒将

徐复观，原名秉常，字佛观，后接受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的建议改为佛观，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农民家庭。初受其父启蒙教育，后先后就读于县高等学堂、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及国学馆；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及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颇感兴趣）。

9·18事变后徐佛观因反日情绪强烈而提前返国投笔从戎，先后参加过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会战的半壁山战役；后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之后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之一；抗战胜利后主动退役潜心办专业理论刊物《学原》及《民主评论》，1949年去台湾台先后执教于台湾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参与雷震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编撰工作。徐佛观一生著述颇丰，知名作品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艺术精神》等及大量思想、理论与时政评论；1958年他还与牟宗三、唐君毅和张君劢等三教授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作为港台地区的著名政论家及中国新儒家学派第二代重要理论家之一，直到其1982年辞世之前，徐佛观在港台地区及世界话语族群中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影响。

1943年，供职于军令部的徐佛观以军事委员会上校联络参谋身份与郭仲容一起被派驻延安，核查协调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的抗战军务，其间还发生了两起影响颇大的逸闻，其一是与毛泽东在聊天中关于军事战略的辩论，针对毛“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有三个军必要时可牺牲一个军，保全两个军”的观点，徐佛观表示：“一旦战局逆转，怎样去牺牲一个国家，保全两个国家？谁能赞成这种意见？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可以说的通，可政略上不可以”。

其二是徐佛观在列席延安党政军各界大会上，针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某领导人的批蒋言论立即公开表示抗议，要求发言者公开道歉，在未获应允后即返回驻所以绝食行为继续表达抗议。后经第18集团军叶剑英等数位高级将领登门慰问致歉才停止了绝食，并于同年10月返回重庆。

回到重庆后，徐佛观将其在延安期间的详尽观察及建议成文后报告给他的顶头上司康泽，没想到却遭到了严重的忽视。感到心灰意冷的徐佛观就打算辞职返回鄂东老家做自己的学问。

徐佛观在重庆等候东去轮船期间，因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何部长对他的建议颇感兴趣，便嘱咐他暂缓东归在渝暂驻候令。办事雷厉风行的伯乐何应钦很快就将这位中年人才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也很快就安排了接见。通过例外超过时间的当面禀报，蒋也颇为赏识徐上校关于政治军事及社会改造改革的相关建议，随即安排他赴军委会任职并要求他写出更详尽的报告，几天后即率中国代表团赴开罗参加美英中峰会了。蒋介石回国后即认真阅读了徐佛观的《报告书》并调其进入委员长侍从室6组担任少将机要秘书。估计徐佛观“中国积贫积弱其病根为中华文化之危机，因此必须自省、自新、自觉加以改造”的明确观点深深打动了蒋介石，当然还有“汲取对手之长，弥补自己之短”的政策建议。

徐佛观报告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涉及到政治、政府、军事、教育、经济、政党、社会、农村建设及土地等诸多问题，加之受笔者水平之限，故本文就很难一一述及，只能择其观点理论的部分精粹以供读者分析参考了。

· 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 通过上述分析，徐佛观诊脉国民党的症状是“半身不遂”。他说，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 所以徐佛观的结论认为，抗战以来，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而对手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对于这种严重危机，他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 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观脑海里浮现出半年前，正是国民党部分右翼势力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在延安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

徐佛观在其《报告》中还大声疾呼：“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

上述观点，对于执掌国民党的蒋介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如此的真知灼见。后来，徐佛观又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其改造理论终于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退守台湾初期，全面实施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在蒋介石看来，徐佛观指出的执政问题，正是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深深震撼了蒋介石的心灵，这些问题尽管有些渺茫，但应该还存在着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