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柴德赓及民国师生情琐记
胡适与陈垣摄于1937年
北平辅仁大学旧貌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1971, 广州府新会县人，民国时期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杰出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及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先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辅仁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
1926-1952年，任北平辅仁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民国时期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陈垣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之后又担任了新政权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1971年，改任辅仁大学拆分出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5月11日，拒绝国民政府赴台邀请后留在北平的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致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与昔日的文化同仁兼挚友断然分道扬镳了；他又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开始后被有关部门“软禁保护”，在范文澜、翦伯赞及吴晗等多位史学家不幸罹难后，1971年也含恨西游了。
陈垣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及《元典章校补》等多部，其中写成于1919~1923年的《古教四考》更为他奠定了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史学上的大师地位；他与陈寅恪曾被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及钱穆被并称为中国“史学四大家”。 其部分著述还都成了中国史学领域的经典作品，还有诸多著述被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及日本多国出版；当年还被史学界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之一；最高革命领袖建政之初甚至还当众称赞其为“国宝”。
柴德赓与陈垣合影（照片右起第二人）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陈垣校长的大弟子，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师从陈垣、邓之诚及钱玄同等大师。1933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安庆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杭州市立中学及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后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44年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46年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调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之一)筹建历史系（“文革”初即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从北京押回苏州学校接受严厉批判，三年半后即饮恨离世）。
陈垣大师及其弟子们的人生浮沉故事既波澜壮阔更喜悲交集，但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一书的应该还是长期存在于民国时期的温馨可人师生情了。
柴德赓先生作为陈垣校长的大弟子（还有柴教授的大师弟启功先生），一生都对自己的恩师敬爱有加，恭敬执礼尽心侍奉视若父辈。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不及离京南迁的天主教北平辅仁大学不得不留北平继续办学，陈垣教授继续担任校长，带领两千余名学生（包括北平沦陷后慕名转入的其他大学学生）继续进行他们的学业。
因为该校创办方罗马天主教廷与纳粹德国及法西斯日本两国的特殊关系，辅仁大学较少受到日伪政权的骚扰侵犯，即使在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变之后，该校竟然还能继续保持“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教材”的特殊待遇（而英美等国基督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在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及陆志伟校长等25名教职员随即就被日军拘捕关押了），辅仁大学也因此成了隐匿大量中央工作人员及爱国人士的“故都抗日大本营”。
但自1943年开始，辅大的情况却在向恶劣的方向发展，日本占领军开始向辅仁大学频频伸出了魔爪。陈垣校长在婉转拒绝了日本占领当局“安排伪华北临时政府挂名最高顾问曹汝霖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的训令后，深感自己的人身安全将会遭遇不测，于是在年底约了自己的爱徒柴德赓秘密商议，并拟定了次年农历正月初五秘密逃离北平去西南的行动计划。
万万没想到的是，逃亡计划即将实施前夕，学校教务长雷冕先生突然紧急求见并流泪恳求老校长想一想辅仁大学的两千多名师生，在校长走后该怎么办？陈垣考虑再三，在出逃前夕终于做出了“忍辱负重，以千百名师生的切身利益为重”的重要决定，并让爱徒继续执行原计划。一直在焦急等待校长回音的柴教授就只能于夜间登门与恩师“执手相看泪眼难舍难分”地辞别了。
4月9日，正在洛阳教育部学生培训班授课暂时躲避的柴德赓收到友人来函，方知在他逃离北平不久后，日本占领军已入校逮捕了包括文教学院院长及秘书长在内的三十余教职员工。他此时既无比牵挂自己的恩师、辅仁同仁及学生之安危，也深感恩师之先见之明，迫自己及时逃离了日伪虎口。
据“信有师徒如父子”的启功教授后来回忆，柴德赓师兄因熟知自己恩师有“半夜失眠常会提灯入书库翻书以消磨长夜”的习惯，便于工作地苏州致函北京老校长恳请注意安全。陈垣复函表示要重视学生的温馨提醒，但又为自己没能遵守提醒做了如下的诙谐辩解：
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又危险，与其睡不着，宁无危险。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担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次提灯到院子里，就想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遵守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谨此覆谢青峰仁弟。
无论是在回顾民国的历史资料上，抑或在笔者来自民国的教书匠父辈们的耳濡目染中，都能看到民国时期文化界所呈现出的真实、自然、温馨且其乐融融的师生之情之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中国古训一直都还能作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行为准则。当然，也偶尔会出现因个人品行或人格缺陷而导致的相反情况，典型者如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与其弟子周一良的师生“管宁割席”之悲事，更为可悲的是，当初“大义灭亲反戈一击”自己恩师的周教授至死也期望但却始终没能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原谅，因为历史的大河永远是单向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