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同志曾经忽悠了孙逸仙博士

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似乎也曾

经“为苏维埃国家利益”忽悠过中国当年立志“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革命党领导人孙逸仙博士。

191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与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联手通过“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政权后不久，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承认了俄罗斯的新政权——多党派联合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

而当列宁及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在不久后的11月7日突然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原政治盟友、社会民主党克伦斯基先生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后，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再及时予以承认了。

为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日本与中国的北京政府）的经济制裁和武装干涉，更为了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克服如火如荼、胜负难决的国内“红白之战”，“擅长与魔鬼做交易”的列宁同志在夺取俄罗斯沙皇政权并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获取了初步的稳定后不久，即代表苏维埃新政权先后于1918年、1919年7月、1920年9月和10月多次公开用“广播讲话”、“宣言”及“备忘录”等多种形式昭告全世界，决定彻底废除原沙皇政权强迫中国或与第三国联手胁迫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政府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放弃在华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并承认外蒙古的中国主权），但随后却在秘密策划外蒙古自治运动之后，更于1921年派遣红军进驻外蒙古，积极操纵“蒙古人民党”及当地上层王公贵族实施外蒙古独立的各类分裂活动。

1922年开始，已初步渡过内战难关的苏维埃政府先后派遣全权代表越飞、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正廷和全权代表、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北京谈判“苏联归还被占领土、确认外蒙古地位及撤出驻军”等具体事宜，因久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中止。随后苏联政府又秘密致函中国实力人物吴佩孚将军，希望能与其单独谈判“领土问题”，没想到却被硬脖子吴大帅断然拒绝了。

1923年1月，广州“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孙逸仙博士与苏联全权代表越飞同志共同签署并通电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南方革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暂驻外蒙古，同意暂时维持中东路现状；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的中国主权，并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经济、物资、军事、政治及协助组建训练军队等各方面的支援，并承诺不向中国传输共产组织、意识形态及苏维埃制度。

1924年初，苏联政府再次派代表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恢复谈判，顾维钧总长继续坚持毫不妥协的方法，在断然否定了不平等的3月“协定书草案”之后，最终迫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于是年5月21日签订了同意废止全部不平等旧条约、归还被占中国领土、承认外蒙古主权及撤军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实施计划附件，《协定》还明确约定了驻外蒙苏军全部撤出的基础条件，《协定》生效后次日，中华民国与苏维埃俄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签约后，连“魔鬼也敢做交易”的列宁同志及苏联政府非但没有履行生效《协定》规定的全部义务，反而于同年11月24日策划了外蒙古的彻底“独立”并迅速与新“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而正处于南北政治军事严重冲突对抗漩涡中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也无力进一步逼迫已渡过“内战和国际制裁”难关并组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亚洲第一强国苏联切实履约，索回被占领土事务也只能再次搁浅了。

精明机智的苏维埃领袖列宁同志去世后，策略性更强也更雄心勃勃的新领袖斯大林开始公开藐视怒斥此前的《协定书》。在1926年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再次谈判中，因苏方代表态度强硬而导致谈判终止后，他公开表态，原全权代表加拉罕委员与中国人签订的《中苏协定》法文文本存在严重的“翻译错误”不值一提，原《协定》完全无效。之后在苏联第一波大清洗中大元帅就无情地把这个“失职的前外交部长”给专政了。

1929年7月，继任苏联最高领袖的斯大林大元帅又以“中东路事件”为借口，与中华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悍然出动精锐之师迅速击败夸夸其谈、指挥无方的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还顺势夺去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口处属于中国战略要地的黑瞎子岛。

中苏两国政府经长期谈判始终无法兑现的“列宁承诺”，后来不知何故却鬼使神差地被广州“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毫无保留地相信了，他深信斯大林同志一定会继续践行“列宁归还中国领土的承诺”，因此迅速推出了“联俄容共”新政策，好朋友苏联的枪支弹药、军事政治顾问、卢布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也随之络绎不绝地涌进了中华民国的南方地区，造成了持续多年的内忧外患、手足相残和延续至今的“两岸分裂”；最可能让孙逸仙博士万万想不到的是，中国北方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黑瞎子岛、珍宝岛及海参崴在内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他身后九十多年之后虽然不姓“苏”了，但却依然姓“俄”、姓“蒙”而不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