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对中国人影响巨大的几本书

自上世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直到新政权立足后的整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冲突不断发生，为积极应对国民政府的“反共浪潮”及后来明火执仗的国共内战，为防止台湾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军事反攻及政治思想渗透，我党的宣传部门始终在组织调动着一切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反击、进攻与防守，在此期间有大量笔锋锐利、文字似刀剑的政治思想文化作品络绎不绝问世并被广泛传播，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甚至海外人士，其中知名作品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后来出版发行量更大的《毛泽东选集》，因此类著述早已家喻户晓，本文也就无需赘述了。笔者只想介绍如下几本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其他政治及文化作品，以飨读者更引来宝玉：

·《评<中国之命运>》，出版于1943年3月，作者陈伯达，写作出版目的：及时反击批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个人著述《中国之命运》（一说系其文胆陶希圣执笔撰写），也对王稼祥于中共建党20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陈伯达直到晚年还对当年的这部作品自赞不已。

·《小二黑结婚》，1943年9月出版于陕北革命根据地，作者赵树理，短篇小说，写作出版目的：反映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封建残余势力及思想做坚决斗争、深入移风易俗的活动，歌颂根据地内的民主改革新气象，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根据地人民的幸福生活；小说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革命文艺精神的范本，因此之后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戏剧、歌谣、漫画及连环画等多种文化艺术形式。

·《中国四大家族》，出版于1947年1月，作者陈伯达，首次出版3000册，写作出版目的：揭露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四大超级财阀家族对中国人民的骇人听闻剥削，为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做积极的思想舆论准备。此书中所列举当事人的个人或家族财富数据及信息的可靠性随着新世纪出现的历史解密大潮已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诸多质疑。

·《人民公敌蒋介石》，由冀南新华书店出版于1949年1月（有海外版），作者陈伯达；出版目的：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头目蒋介石的滔天罪恶；此书后来成为批判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集团的权威性范本，至1965年发行量已高达61.4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漫画及连环画等多种文化艺术形式予以广泛的宣传传播。

·《五子登科》，1947年8月连载发表于北平《新民报》副刊，作者张恨水，1950年后大陆又以“内部发行”方式进行了再版发行，写作出版目的，用小说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大员”于抗战胜利后在昔日沦陷区疯狂受贿敛财、中饱私囊、腐化堕落的丑恶行嘴脸，“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及馆子”等“五子”竟然成了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形象的标准配置。

·《金陵春梦》，1956年连载发表于香港《新晚报》，章回小说，全书分24回，共230万字，作者唐人（真名严庆澍，曾供职于香港《大公报》），写作出版目的：用绘声绘色、无限发挥的小说形式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官僚资本家的罪恶活动；此书1950年代末期大陆以“内部发行”方式进行了再版，因发行控制不严，故对中国普通民众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侍卫官杂记》，1950年中期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作者宋乔（多年后才被人查出真名周榆瑞，香港《大公报》原记者），写作出版目的：用极易引人入目的小说形式无情揭露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党政军高级官员奢侈荒淫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黑幕，此书1960年左右大陆以“内部发行”方式进行了再版，因发行控制不甚严格，自然也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似乎相当感性的影响。

·《青春之歌》，1958年首版，作者为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年轻革命学生杨沫（1949年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写作出版目的：热情讴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缅怀当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进步知识分子，揭露批判迂腐堕落的反动文人；该书后被多次再版并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曾经有效影响了几代中国人，2019年9月又被收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红岩》，1961年出版，作者为1940年代后期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罗广斌（1967年遭迫害死于“文革”）与作家杨益言在罗广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及数篇散文基础上合作完成的，写作出版目的：热情歌颂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丑恶凶残嘴脸（其实该所在抗战胜利后当年底就及时按中美双方的合同约定撤销了）；该书后再版50次，总发行量多达800余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及歌剧，曾经有效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该书2019年9月又被收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最后，套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在中国曾经家喻户晓的话有感而书：政治思想的力量更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