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前苏联的“寄生虫遣送法令”

1980年代初，在阅读前苏联异见文人阿·阿马利里克的纪实体小说《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中获悉了一个绝对苏联特色的荒唐“法令”：城市中没有正式工作超过一个月以上者必须强制遣送边疆地区从事体力劳动。

阿·阿马利里克是一位长期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自由作家、诗人、美术鉴赏家兼收藏家。因没有正式工作单位，长期不参加苏联公民必须参加的政治思想学习，更没有加入共青团和苏共等先锋队组织，故思想显然十分落后。他还经常参加法美英德意等境外自由画家举办的一些画展或座谈会，也帮一些希望购买俄国美术作品的美国驻前苏联外交官联络政府文化出口管理机构的官员并引见一些前苏联的自由画家，因此早已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注视。

阿·阿马利里克的老父亲是一位长期卧床的半瘫痪病人，出生沙俄贵族家庭的老妻去世后只能由儿子负责照料，他如外出活动不能当天或短期归来，则由其女友去他家中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65年初的某天，阿马利里克在自己所住公寓楼的家中引荐一位自由画家朋友与一位美国大使馆秘书买主见面洽谈。同一楼层负责监督他的女邻居（警察局登记员）立即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门。很快，包括附近派出所大尉副所长在内的三名警察便迅速赶来，检查在场者的身份证件并询问后，美国外交官和画家均灰溜溜地离开了。

随后副所长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后，对他长期不去单位工作表示非常惊讶，并向他严肃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尽管他当着卧病在床父亲的面，说明了自己只能从事不固定的工作以便照顾老父亲，父亲的养老金加上自己的一点稿费佣金也能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但副所长还是希望他立即跟他们去派出所完成必要的登记记录。性格倔强也粗通苏维埃法律的阿马利里克拒绝了，表示改天再去。

通过警察的认真告知，阿马利里克这才获悉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60年制定并颁布的特殊法令《关于加强同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者斗争的命令》。原来，为了解决大城市中流浪者（也包括流浪儿童）人多为患的难题，当然还有为消除那些可能心怀不轨的自由作家诗人及画家对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决定将无任何正式工作一个月以上者即以“寄生虫”罪名强制遣送到俄罗斯北部、西伯利亚甚至远东地区农村，安排体力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改造思想（前苏联获诺奖的著名异见诗人布罗兹基就因“寄生虫”罪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教育了好几年）；“寄生虫”的流放期限各城市不同，一般为2到5年。

对流浪孤儿（小寄生虫）的处理办法则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前苏联政府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专门收容教育儿童的“高尔基工学团”，让“小寄生虫们”集体居住、学习和劳动。为了歌颂工学团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前苏联著名的官方首席教育家马克连柯博士还精心创作了一部名为《教育的诗篇》的巨著，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几天后，嫌疑“寄生虫”阿马利里克去派出所接受讯问，警察认真检查了他此前的单位工作经历，再次讯问了他的生活费用来源，最终确定他和父亲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过最基本的生活，他必须在一个月内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哪怕是搬运工、清洁工、门卫或守夜人的工作都可以。

阿马利里克自己计算并填报的家庭收入其实已远远高于苏联政府几年前公布的家庭最低收入标准，他为此据理力争，但警察已不完全不搭理他了；自此开始，派出所及区安全局的警察就隔三差五地去家里讯问催促，而他家公寓楼大门口守候在电话亭旁的陌生人则又增加了一名。

“自由作家诗人”阿马利里克不得不每天四处奔波，希望寻找到一份文字校对、中学教师或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正式工作，但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更由于他的“自由作家”身份，始终没能找到工作。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警察周刊》的校对工作，甚至通过了面试。但因该单位的特殊性质，政审调查手续最快也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他等不及了。其实他也很明白，政审手续连基层派出所这一关也绝难通过。

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正式工作，他也打算躲避到农村的朋友家，但半瘫痪卧床的老父亲又无人照料，阿马利里克终于一筹莫展了。

不久，派出所警察通知他去核对某个问题，并随即扣押了他，没过几天他就被有关部门“依法”送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偏僻乡村，彻底结束了在城市里的“寄生虫”生活，开始自食其力，塑造新思想。后来他的女友竟然也像沙俄时期的“十二月党女人”那样，自愿奔赴遥远的西伯利亚乡村，在大多数不能外出劳动的严寒日子里，只能与亲密爱人畏缩在冰窟般的陋室中做饭、作画、写作，消磨无比难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