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不应遗忘的中国反腐倡廉先驱者

满清王朝末期重臣岑春煊

或许是历史教科书及各类主流传媒几十年来持续教育引导的原因，直至今日的中国人一谈到满清的中枢高官或封疆大吏都会情不自禁想到了“头戴花翎帽、身着黄马褂、脑满又肠肥、手捧鼻烟壶、卧榻吸大烟、对皇上称奴才、不学更无术及东西南北也难分”的迂腐荒诞人物形象。但自“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开始，满清末年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真正形象及一些“学识渊博、洁身自好且为当时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形象也不断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其中的清末重臣、标准的官二代、维新变法派干将、在打击贪官污吏活动中曾被誉为“官屠”、理应荣获中国反腐倡廉先驱者荣誉的广西籍政治元老岑春煊就是一位绝不该被遗忘的著名人物。

岑春煊，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及春泽，广西西林人，生卒于1861年—1933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满清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后入仕，先后任职于光禄寺及太仆寺等衙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自愿申请前赴前线参战，并以小差官身份转战于烟台、威海及营口等地；1887年他即与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广西创办了“桂林圣学会”积极宣传传播维新改良思想。1898年因力主变法而深得光绪帝青睐（其在京觐见维新皇帝光绪时所奏的“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裁冗员”献策随后还被年轻的改革皇帝写进了自己的“改制诏令”），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相当今日的省民政厅长）。

1900年义和团事变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岑春煊亲率甘肃军2000人奔赴北京“勤王”，并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安全抵达西安，因功被擢升为陕西省巡抚，次年又被调任山西省巡抚。他在任期内妥善处理了前任“反洋人斗士”巡抚毓贤纵容义和团打砸抢烧洋人教堂及屠杀中外教民遗留下的严重教案问题。为赢得传教士团体及其国家政府的信任，他拨付银两合理赔偿并安抚外国传教会，并撤退娘子关及故关驻军以向联军当局明确传达弃战及谈和之意愿。而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则捐出了全部赔偿金创办了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开明的岑巡抚也聘请日本教员在太原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培养农业技术人员。

1898年，岑春煊抵广州出任布政使后不久，即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纵容姑息贪官污吏的两广总督谭仲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博弈，他除了大刀阔斧地裁撤总督及各州府衙门的闲余机构及冗员外，他还大胆裁撤了总督衙门的文笔吏；此外还强烈吁请谭总督罢免并严惩其心腹、犯有严重贪腐罪行的知府王存善，为此他甚至还与总督大人互相参奏甚至拍案相骂。在官场背景深厚的谭总督拒不采纳其意见后，岑春煊遂将情况如实上奏禀报朝廷，并由维新派大臣向光绪皇帝呈交了《罢黜惩办谭仲麟奏折》。

1899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曾积极参与运动的岑春煊由于直隶总督荣禄的暗中护佑，没有被革职查办而调往甘肃省担任布政使，其间他继续不懈地上奏请求弹劾两广总督谭仲麟，最后终于扳倒了这个封疆大吏级大贪官。

1902年，岑春煊奉旨出任广州巡抚途中，又奉旨急赴四川处理当地的哥老会之乱，他迅速平定了变乱，为四川省创办了警政事业，并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随后又赴广西平息了土匪之乱。

1904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不久后即改任两广总督，任内他积极推行新政，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包括军校、警校、法政学堂及军医学校）、组建训练常备军巡警及州县义勇以取代已腐朽的绿营军；此外他继续大规模地惩办贪官污吏，他最初制定的“一次性弹劾300贪官污吏计划”因属下劝谏，实际上只弹劾了40余人。在两广反腐败大潮中，遭弹劾或罢免的“上至抚院下至典史”贪污渎职官员多达1400余名；他对广东省腐败“硬骨头”、贪污了数百万元的粤海关库书及庆亲王心腹周荣曜的穷追猛打自然也严重得罪了其后台奕劻，但他也因此赢得了“官屠”之美称。

1906年，岑春煊为了加速推进满清王朝的立宪政改，不惜捐赠万元巨资给立宪派领袖张謇，促成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

1907年奉慈禧太后之召入京就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即与军机大臣瞿鸿禨联手发起了“丁未政潮”，企图弹劾查办满清特大贪官、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岑春煊首先弹劾罢免了自己的副手、邮传部侍郎（副部长）兼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最后在势力强大的奕劻及袁世凯团伙的联手反击下，自己反被对手弹劾了，罢官后以养病为名寓居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岑春煊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但未赴任。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粤汉川铁路督办等职（任督办期间还积极倡议京汉铁路粤汉段的“官督商办”，鼓励民间资本自建铁路）；1913年，他加入了国民党，积极支持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

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春煊流亡南洋。1916年初，他被其老部下、当年被招安收编的匪首、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之后在原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的建议下，先后担任护国军都司令、广东肇庆军务院副抚军长及代行抚军长（抚军长职位岑春煊自愿让与了自认讨袁护法当居首功的滇系军阀大佬唐继尧）、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不遗余力地参加护法、反帝制、护国运动及南北议和活动，护法军政府解散后，岑春煊通电辞职后隐居上海，1933年因病逝世，留有遗著《乐斋漫笔》。

文化学历不高，明显不真正谙熟官场规则而仅凭热情办事的岑春煊黯然离世后，国内外史学界对其做出各色各样甚至大相径庭的评论评价，有人认为他“共和与保皇”通吃，是投机客；有人评价他缺乏政治才能，因此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而辛亥革命大佬之一的孙中山则发表了如此的评价：

“岑春煊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由于评价评论众说纷纭且见人见智，故笔者只能借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对岑春煊的评价评论来做结束语了：

“岑清劲刚直的作风，在晚清腐败的政风中是很难得的。民国以来，国民党、进步党利用其为袁世凯政敌及陆荣廷知己等关系屡与提携，实在是很难得的机会。可惜他的见识有限，又无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为而卒无可为，终为武人政客所包围，几不能自拔。新潮激荡，旧官僚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毕竟有限，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