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死前写出个“大东西”的大师曹禺
23岁即扬名华夏剧坛的戏剧文学家曹禺，因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及《家》等多部驰名戏剧作品剧坛而名声鹊起，后来还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奠基人及文学艺术界大名鼎鼎的大师级人物。
曹禺，原姓万名家宝，字小石，乳名添甲，祖籍湖北省潜江，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没洛官僚家庭（父亲曾任民国大总统的秘书，赋闲后郁郁不得志于家中）；幼年丧母后由其热衷戏剧欣赏的姨母兼继母抚育长大。
1922年秋，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他插班入读南开中学二年级，12岁即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大学初期他就编导并反串主演过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1929年他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专研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契科夫、易卜生及奥尼尔戏剧；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其间创作了他的成名戏剧作品《雷雨》，同年应聘赴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员；之后长期任教于国立南京戏剧专科学校，1935及1936两年中先后创作出剧本《日出》和《原野》；1936年与他追求数年的学妹、清华大学法律系才女、民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郑烈之女郑秀喜结良缘；1938年创作了剧本《全民总动员》，1940年在四川江安创作了《北京人》；1942年辞去戏专教职，转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兼教英语及外国戏剧，同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创作了著名剧本《家》，并于1943年翻译了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茱丽叶》。
曹禺与结发妻子郑秀及女儿
抗战胜利后，1946年曹禺先生受美国国务院之邀，与老舍、叶浅予等著名作家赴美交流讲学；1947年2月归国。长期“抨击黑暗旧世界、向往明朗新社会”、结束了十年黄金创作期并基本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升华的曹禺，不久后即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被文艺评论界称之为“正恶分明的意识形态说教与宣传”或“创作瓶颈“之作《艳阳天》。让作者难以预料的是，该剧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和剧坛上的反映皆平淡如水。至此，“一代戏剧文学大师”距离“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之间的路开始越来越近了。
1948年底，戏剧大师曹禺同志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留下妻子郑秀及两个女儿秘密离开上海去了香港；第二年又由组织安排携多年的红颜知己方瑞女士（原名邓泽生，1951年开始的第二任妻子）从香港安全转移去了烟台解放区。同年4月，曹大师被安排参加了郭沫若大师同志担任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急赴刚成立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出席了苏联主办的新世界人民“世界和平大会”。
1949年11月，曹禺大师同志参加成功的“世界和平大会”胜利归国后，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全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及中央戏剧学院等多个爱国民间团体社团的常委、常务理事、副主席、副院长及名誉院长；1951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继续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戏剧；同年，经组织协调与分居多年的结发妻子郑秀办理了离婚手续。
1954年，“未老而先伏枥以图志在千里”的曹禺大师同志在组织的多方关怀下，创作出了自己封笔6年之久后的第一部“完全无需他本人关心艺术效果与票房价值”的革命文艺新作品《明朗的天》；同年，大师院长同志又积极配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自己的旧作品做了大量的修改删除，对其成名作《雷雨》女主人公繁漪的部分原台词进行了大幅的修改删除，那段156个字的著名台词被“大刀阔斧，精兵简政”地删减为20个字；1956年，曹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脱胎换骨正式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一员。
1960年，曹禺经过长期构思，又在党和群众的关心指导下，携手北京人艺的编演人员创作了历史剧《卧薪尝胆》文学剧本，至于该剧上演后的真正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就只能以有关部门的宣传报道为准了。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戏剧创作大师同志再次搁笔，开始紧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绞尽脑汁不分昼夜地构思和撰写各色各样的“检查、检讨、交代、认识、心得、揭发、批判、反省及认罪”文字，谦虚谨慎地接受工农兵教育，小心翼翼地挂牌戴帽劳动，持之以恒地改造世界观。1974年，他无法接受革命新形势的第二任妻子方瑞服毒“自绝了党和人民”，离开了爱人、同仁、朋友、观众及组织信任的大师曹禺此刻成了一个真正的“孤独作家”。
1978年，刚刚走出了“文革噩梦”不久的曹禺大师于激动兴奋之余，完成边疆考察体验后很快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自己用“新语言、新观念”创作的剧本《王昭君》（几年后却遭到了著名剧作家老朋友吴祖光先生“万家宝笔有惊雷”诗歌的无情嘲讽），又开始容光焕发地出席各色各样的“大会”；1979年春天，笔者在北京出差期间去“北京人艺”亲戚家做客，还在大院中的一排普通平房住宅对面看到了独栋青砖二层洋楼的曹禺“院长官邸”。
曹禺与第三任妻子李玉茹
1979年，进入人生“第二春”的曹院长与多年前的“红颜知己文学粉丝”、知名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成了志同道合的“暮年人生伴侣”。
自1978年开始，曹禺大师头上的学术头衔、社会身份、诸如“中国莎士比亚、中国戏剧泰斗”之类的荣誉桂冠又狂风暴雨般落下，络绎不绝的研讨会、媒体访谈、评比评选、评奖颁奖、会友、满天飞的出差及海量的“表态文章”、“应景文字”，让他劳碌终日，应接不暇，很难再潜心于书斋伏案创作了。
1988年，曹禺大师因患严重的慢性疾病而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病床构思”特殊创作阶段。据大师女儿万方女士回忆，终日卧于病床上的大师重新开始了心无旁骛的新时期创作活动后，在自己的枕头边放了一本《托尔斯泰评传》以及一堆小笔记本、活页夹及学生用横格本，每日读书、做笔记、写大纲、构思新剧本，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对着空气大吼：“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长期在北京医院病榻上筹备“大东西”创作的曹大师曾对去医院看望他的剧作家老朋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堂”重要成员之一的吴祖光先生也许是出自内心地说出：“我这一辈子啊，太听话了！”这段让人不禁悲从中来的寥寥话语足以反映出了大师积郁内心深处多年的悔恨与懊恼之情。
曹禺大师的后辈粉丝、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1980年代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曾写下了如此率直的批评话语：“作为尊敬你的后辈，…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小溪流。…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大师没有隐瞒后生对自己的无情批评，他在上海与一位美国电影导演老朋聚会时还主动用英语唸了这封信。
1992年，在曹禺大师的“第二春”结束前4年，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将原“全国优秀剧本奖”改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以表示对这位正部级“国宝”的隆重缅怀纪念。
1996年12月13日，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孜孜不倦构思了8年“大东西”的一代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终于在没能完成最新作品的情况下就抱着莫大的遗憾，痛别了这个他多年来既恨过也爱过的陆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