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入党”的民国文士—傅斯年
民国期间，大陆出了一位著作等身、业绩斐然、大半生游走于文坛学坛及政坛、却坚拒随俗浮沉、更始终不愿加入国民党的大名鼎鼎文人——有“五四之子”、“山东汉子”、“乱世书生”及“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字孟真（初字梦簪），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一举人之家。其祖籍为江西省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宣统元年），傅斯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民国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傅斯年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人组织了“新潮社”，并创办了《新潮》月刊，积极提倡和传播新文化思想，不久即成了北大学生的会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期间，23岁的傅斯年作为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亲自担任游行示威总指挥。之后因受胡适温和改良思想的影响，开始反对“过急革命”运动，不久即退出了学运，重新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远赴欧洲，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院，潜心研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傅斯年又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傅斯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执教；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身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傅斯年立即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实施的“清党”行动。
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的傅斯年应老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并兼所长；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
傅斯年在执掌史语所期间，邀聘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其中的知名者如陈寅恪、徐中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1927年到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其间傅斯年邀集来史语所工作的成员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大家，知名者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及严耕望等等。
傅斯年在执掌史语所期间，还为保存中国珍贵古代文献干了一件意义非同凡响的大事。他获悉严重缺乏经费的历史博物馆准备以4000大洋价格将8000麻袋（15万斤）珍贵无比的明清历史档案及文献出售给造纸厂做纸浆的信息后，立即呈请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及时出面处理，在蔡元培批准并筹得资金后，他及时出面以18000大洋收购了这批国宝级文物，并进行了妥善的保存。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还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既能做学问又能干事实的傅斯年与胡适二教授还成了校长蒋梦麟最器重的“特别参谋”。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做学问之余还参加了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频频发表政论文章，敦促政府抗日也支持“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也时有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荒谬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深刻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学者李济及时翻译成英文并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重要结论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
在执掌史语所的十年中，“终日忙忙碌碌，永远在路上”的大学者傅斯年还在蔡元培院长的积极支持下，不遗余力地领导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的13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成果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及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傅斯年离开北平赴重庆，并继续在川南荒僻乡镇李庄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并兼任西南联大教授，还连续四次以学者身份当选为当时的最高议事机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其间，性情耿直的他，丝毫不讲情面地在参政会会议上公开抨击行政院长孔祥熙，还为世人留下了那段在蒋委员长官邸宴席上的著名对话；1947年，他又在《世纪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评论文章，公开弹劾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并导致宋院长不久后的黯然卸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傅斯年因校长胡适正在美国公务而临时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其间，他谢绝了一切人干预，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北京大学“原日伪教职人员”的解聘问题，胡适归国后，他告知胡校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由我来处理此事，可能会比你干得好”，胡适先生欣然接受。同年，对做官毫不感兴趣的傅斯年教授还断然谢绝了蒋主席邀他以“华北地区知识分子代表”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委员”的提议； 1948年，傅斯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拒绝加入国民党的初心却至此仍未放弃。
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政权面临风雨飘摇之际，一生不愿入党做官却深爱华夏江山社稷的傅斯年与其恩师胡适先生在一次借酒浇愁小聚中赋下了如此感时忧世的诗句：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1949年1月，傅斯年先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任台湾大学校长。毫不记仇的蒋介石将长期不追求政治进步的傅校长奉为上宾，经常邀其赴官邸宴会，自由议谈国是。但傅斯年先生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不断呼吁严厉整治官风军风警风，还反对“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其间，还留下了傅校长断然拒绝台湾警总人员入校搜捕“匪谍”的佳话，以及跷大腿持烟斗与总统同坐沙发上谈笑风生的历史镜头。
傅斯年先生于1950年12月20日，因积劳成疾兀然猝逝于讲坛上，享年55岁。政府的治丧新闻在广播电台发布后，竟然还引起了一场让人忍俊不禁的超级大误会。深深爱戴自己校长的台大学生们将新闻中的“傅斯年校长弃世”误听为“气死”，一时群情激奋，纷纷在校园里集会抗议，强烈呼吁政府“必须严惩凶手”。哭笑不得的政府有关部门闻讯后只能专门派员到台湾大学，认真解释说明，总算平息了学生的怨愤。
国民政府中其实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军政大佬、资深弹道技术专家、曾历任军政部兵工署长、交通部次长、国防部长、去台后其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比邻而处的陆军上将俞大维先生，同样也是长期不愿意“入党”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