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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国人比道德论教养,我们不该羞愧吗?

老马杂谈 老马杂谈 2022-01-23

浙江省奉化私立武岭学校


由于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大时代的印象曾经在大陆中国人的视觉中悄悄消失了三十多个年头。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门重开”之风,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依托“两岸三地交流”、“台胞返陆省亲”、“民国文学回潮”、“民国史回顾热”、“民国建筑修旧如新潮”、“真假民国街区建设热”及一度红红火火的“宝岛旅游热”,民国时期的许多真实鲜活印记也陆续进入到了大陆台胞的视觉与思维之中,民国的面孔不再黑如李逵了;更有一些历史学者还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探索比较,发出了“1927年至1937年应属民国发展阶段的中的黄金十年”或“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春秋”之论。



因为自童年起即开始深受父辈们的耳濡目染,笔者多年来也一直不离不弃地关爱着民国史和民国人,而最热衷关爱的内容在政治、军事及文化教育之后,就是民国时期的实际社会状况,具体如社会面貌、社会风尚、社群关系及总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尤其是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教养与教化方面的普遍状况。


笔者的父亲是一位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不愿做“京漂”或“沪漂”而回到家乡小县城执教于小学(全面抗战爆发当年即自愿参军随军政部驾驶兵教育部队一路转战到了西南);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从省城教会中学高中毕业后同样回到家乡任教于小学。鉴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社会情况,笔者童年时代父辈从来不会对我谈及旧时代的往事,自然也包括任何的评论或评价,因此我只能在父辈们促膝漫话平生之际猫在一旁,在他(她)们心平气和的话语中,不断津津有味地听到了许多关于民国社会的平凡旧事及奇闻轶事。其中印象颇深的几例简述如下:

· 我的祖父在家族中排行老二,落第秀才,是居住在小县城里的小地主。民国人在路上相遇,双方必互相作揖致意,无论对方的身份为何,被人尊称为“二爷”的祖父也必回礼以谢;街坊邻里若发生了纠纷矛盾,也多会请祖父去前帮忙调解断理。


· 因为当时的国家统治权力只及于县级,而县级政府的领俸办事人员极少,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却十分广泛,负责税务的机构只是县政府下属的财政科(局),因人力奇缺,财政科只能将全县应纳税户编成若干册《税簿》,分别委托可靠私人代理收税。祖父因其个人品行、信用、家境及人望均符合要求,因此分到了2册《税簿》藏于家中,每逢收税时节祖父都要亲自登门拜访、寒暄兼收税。收齐税款交税吏后,政府会按约定支付一定的酬劳。


· 祖父家的田地位于远离县城的水乡地区,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家里的佃农们每年在收获季节,都会挑着担子乘小船兼步行近30华里把冲抵租金的土特产送到县城。每逢有佃户来家送租之日,祖母早晨就会提前安排家中的管事,要求厨房多备饭菜茶水,同时还要准备好一些小礼品以回馈佃农。父亲与三伯父参军远赴西南后,日寇即将占领县城之前,地主祖父坚决不愿意继续住在县城的舒适大宅子里做亡国奴,便在二伯父主持下,举家扶老携幼逃到了自家田产所在的水乡农村,借住在佃户家的几间陋室中,过着近乎清苦的日子;同样携家人逃至城外另一个较近乡村的教师外祖父,八年沦陷期间进城办事都拒绝乘坐日本侵略军管控的火车,坚持乘驴车或步行往返30华里。那时还不兴搞什么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运动,因此那时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好像还都不爱挂在嘴上,而都是不声不响地落在实处。


· 关于民国时期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母亲有一次却是如此婉转含蓄地回复我的问题。笔者读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同学们参观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收租院”泥塑展。回家后,我问母亲当年的地主对贫下中农是不是那么的凶狠毒辣。母亲沉思片刻后回答: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们家是不会这样做的。


· 清隽儒雅的父亲在上大学期间即被当地一位地区专员的千金热情追求,保守的祖父母看到第一次登门拜访的“候选儿媳妇”身着紧身无袖旗袍、脚蹬高跟鞋,私下颇感不满,至于后来他们没能喜结连理的最终原因为何,笔者就无从得知了。听父亲说,颇喜欢他的专员大人后来辞官改行做了中学教师。父亲对此还议论道:那个时代迷恋当官的人还是很少很少的。谈完此类话题后,父亲还都会一脸尊崇之情地重复回忆起他在首都南京读钟英中学时的国文教师、著名诗人兼戏剧史作家卢骥野先生:大学者卢先生每天要在多家学校授课,每到预定的上课时间,他总会坐着黄包车准时抵达,学校里的师生员工对卢先生都敬慕有加。


· 在自己儿时的记忆中,当时全家租住的私房是一座建有三幢外中内西青砖平房、带草坪、灌木林及大门传达室的大院。后来才知道,这座坐落于平民区小街边的大院,是母亲三位表哥的共有房产(1958大跃进运动中该房产被政府征用改成了一家区属工厂)。原本任大学教授的大表哥1947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某部次长后,政府才派人去修建了传达室及大门(民国时期除国家元首及五院院长等能够享受政府安排的官邸外,其他所有军政官员都是只发薪酬不分配住房而由其自建自购),还安装了电话,小街上的任何孩子随时都可以自由进入,在草坪上打滚,在灌木丛中捉迷藏,在门廊中的水泥地上画线隔房子。


· 关于民国时期有大量官员富商热衷捐资办学造福社会的信息,多半是在听与我们同住一大杂院内的历史教师三伯父平时侃大山中陆续获悉的。成年后,自己也在历史资料上及社交活动中知道了大量具体的人和事。“恶霸地主”刘文彩捐巨资办安仁“文彩中学”的事迹因十多年来已有大量披露,笔者就不再赘述,只列举如下自己比较熟悉或朋友家的官员捐资办学事例以为佐证:


蒋介石1925年捐资创办了浙江“武岭学校”;钱大钧创办了四川铜梁(今重庆)“西泉中学”;张治中创办了安徽巢湖“黄麓师范学校”及“师范附属小学”;何成浚创办了湖北随州“列山中学”;汤恩伯创办了浙江武义“明招中学”;王瓒绪上将创办了重庆“巴蜀中学”;吉章简中将创办了海南崖县“旺乡国民小学”;第102师师长柏辉章中将创办了遵义“杰生小学”与“杰生中学”;参谋长杜肇华少将创办了贵州修文“养龙小学”。就连1935年因涉嫌“贪污城防工事款”被误处死刑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军需处副处长董万翘上校在平反昭雪后,其家属也用政府发给的抚恤金及赔偿金在家乡建了一所公益学校以造福桑梓。大量包括教会、官员富商及乡绅所创办的私立学校积极参与社会教育事业,在相当程度上有力地平衡了政府公权力对教育的影响。


· 借助父辈们的日常聊天,让笔者对民国时期平民社会的面貌逐渐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总体是稳定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张口骂人、动手打人、小偷小摸、借钱不还、欺妇凌孺、虐待尊长及谋财害命之徒确实也有,但这类人绝对属于当时社会中的极少数,他们非但成不了气候而冲击败坏社会,反而都会成为过街老鼠,成为被大多数民众所厌恶鄙视甚至唾弃抵制的对象,昔日的父母喋喋不休提醒自家孩子“别跟坏人学坏”、“亲君子远小人”等教育现象则可足以印证当时的社会对恶习恶事恶人恶行的普遍厌恶抵制程度。


笔者从懂事到1966年前的十年观察判断中,发现在自家居住的千余人平民小街区中,具有上述恶习恶行的混混、泼皮及无赖充其量也不足10名,“邪不压正”传统态势即使在国家战乱期间也能够一直得以保持延续。也许这正是此前十多年间始终确保中国社会没有出现族群大撕裂、没有出现“儿子打老子各有其责”怪论、没有出现五光十色“阴谋论”、没有大面积走入“丛林”的关键原因。

· 从父辈们的口口相传中,感觉到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平民社会中,信用与信任还是一种被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古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借钱扮孙子,还钱变老子”、“欠债就跑路”及“老赖满天飞”的光怪陆离怪胎显然尚未成功受孕。父辈们在交谈中常常会回顾老家某人某人,冒着纷飞的大雪,步行十余里,按约将欠款送到债主家。行笔至此,不由回忆起自家大杂院隔壁的私人食杂店。1966年之前,食杂店门前每到晚上或周日就变成了小街上的特殊“沙龙”,八九位或十余位中年与青年职工会自带茶杯聚集在那里侃大山,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一番后就想吃点零食,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平时皆囊中羞涩,食杂店老板就允许他们赊账消费,并在一本练习本上记下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并随手放在柜台内侧不加锁的抽屉中。到了下月的发工资日,所有的欠款人都会准时前来还款销账,十余年中从未出现过欠债不还情况,更没人会伺机偷走老板的记账本以销毁欠债。十多年前,在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先生的忆父亲小文中也看到了“赊账消费”的熟悉情景:痖弦的老兵父亲再次离家谋生前,在眷村的小卖部里赊账为他买了一袋食品以表示自己对儿子的爱抚。


· 也许是受孔夫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教思想的影响较深,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君子这一荣誉身份还是颇为向往并终生积极追求的。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互相尊重、严己宽人、谦虚谨慎”在当时还属于一种社会常态和绝大多数人自愿遵守践行的行为准则。从童年开始记事起,我发现与父亲及伯父关系密切的一群老朋友(其中有大学中学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医生、会计,还有父亲昔日汽车兵团的同僚)每逢周末或假日来家聚谈总是谈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极少争得面红耳赤,连轻易打断他人发言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现象也很少出现;也多次听到他们用如今已消失的“正派人”来评价某人。临别时来宾们还会彬彬有礼地向我母亲、伯母及我们这些孩子礼貌地道别。像如今这种在公共或社交场所“人人热衷当老大、动辄戾气冲天、动辄喊人闭嘴让人滚、动辄爆粗口骂傻逼呼呆逼再加CNMB”的荒诞社会现象估计当时也还没有成功受孕。


粗略看看民国人在道德教养方面的表现,我们难道还不该羞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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