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国“拨乱反正”的领头人—麦卡锡

“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因追究美国政府无力应对前苏联对美大渗透以及对中国大陆政策失败的责任，而由参议员麦卡锡领衔发起的一场“拨乱反正”司法调查及追责大潮。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兴起，到1954年底因民主党再次占据参议院多数而势头明显减弱的前后五年中，它的影响波及到了美国政治、外交、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的宣传中，“麦卡锡主义”曾经还长期作为“反共、政治迫害及排外”的同义词；而美国很多右翼团体对麦卡锡的盖棺语则是：“了不起的勇敢灵魂，伟大的爱国者”。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而冷战的恐怖形势又在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失败后接踵而至。因此美国一方面需要在国际上与势力急剧崛起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对抗，另一方面又十分惧怕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的传播与发展。还在二战结束当年的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就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通过了将原“非美活动委员会”改为常设办事机构的法案。针对全美在短短一年中即发生罢工3.47万次、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的异常情况，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认定并公开指出“各类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国家与社会的安全形势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1945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还在世的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国家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里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声称“又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中共根据地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朱德及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记录。如1945年2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援助政策，或者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国民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随即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认定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被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防务装备承包商的所有人员实行“忠诚调查”制度。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余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出现了向右激转的趋势，而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则发扬“拨乱反正”精神。将这一趋势向推向了高潮。

出生于1908年的约瑟夫·麦卡锡，1946年从军队退役后参加了参议员的竞选，并于当年11月当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精力充沛、办事雷厉风行但生性偏激的他在主持“非美活动调查”工作后，随即开始采取一种类似矫枉过正的激进方法来实施他的“拨乱反正”肃谍除奸行动；当时也迅速出现了诸如乔治·凯南、埃德加·胡佛及杜勒斯之类的著名“吹哨人”。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参议员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他告诉听众自己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也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立即引起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重复了他在惠林的演讲。

1950年2月11日，麦卡锡特地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愤而提笔回信道：“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邮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文件，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麦卡锡没有理睬杜鲁门的询问，又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政府”、“帮了共产主义的忙”，甚至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 20年”，将锋头直指杜鲁门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杜鲁门总统撤换美方朝鲜战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一事，发表了他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控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及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数次使用了“叛徒”甚至“谋杀者”之类的词语指控马歇尔，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又蒙蔽罗斯福总统，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大大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不惜“出卖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权”；在国务院任职期间还制定了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共取得了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教授、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在麦卡锡的指控与追责下，“最伟大人物”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去官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农场去颐养天年了。

苏联资深间谍、罗斯福总统顾问兼国务卿特别顾问阿尔杰·希斯

美国“拨乱反正”期间。还有许多知名的左翼人物与高官也遭到了怀疑、监视、调查或司法处理，其中大名鼎鼎者如罗斯福总统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滑稽剧演员卓别林（长期持英国护照居住美国，1952年离美赴欧）；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夫妇（后移居瑞士）；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最终定叛国罪）、克劳斯·富克斯（最终定叛国罪）、西奥多·霍尔（调查后移居英国，冷战后期公开承认了泄露氢弹秘密技术给苏联的行为）、比尔·维斯班德（美军密码破译专家，负罪逃往苏联）、罗森堡夫妇及钱学森等；此外还有分布在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军情机构及战时经济物资管理等多个重要部门中最终被定罪的多名高官，知名者如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劳赫林·柯里、国务卿特别政治助理兼罗斯福总统特别顾问阿尔杰·希斯、罗斯福总统财政部长助理德克斯特·怀特、财政部高管所罗门·阿德勒（1994年死于中国）、战略服务办公室科长莫里斯·霍尔佩林。

从1953年起，麦卡锡参议员又开始出手调查美国外交部门。是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大使馆的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及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在“麦卡锡主义”巅峰时期，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重要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后来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也遭到了参议院的“谴责弹劾”，之后他就只能依赖公开演讲，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视。

“维诺娜计划”（VENONA）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军情六处及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局于1943年开始联手开展的一项长期秘密情报收集、分享和分析行动计划，其目的为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大部分在二战期间）所发出的消息，侦破其潜伏美英澳等国的秘密谍报机构。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先后使用过13个代号来代表这一计划，最后使用的代号叫做“维诺娜”。

“维诺娜计划”最初是由西方国家事情报部门专门用于收集苏联情报机构信息的一个计划。尽管它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本人也都根据该计划负责人、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的决定一律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但此计划对于二战后期及冷战初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秘密侦破精确掌握了潜伏美国的349名苏联间谍的姓名、代号、职业、位置及行为，对起诉审理苏联间谍罗森堡夫妇案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以及迫红色鼹鼠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浮出水面并负罪逃回苏联。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曾经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存在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中已经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担任高级职务。”罗伯特·李当时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名单仅在委员会内部发表。这份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此外，同时还有麦卡锡编制的另一份关于国务院的“108人安全隐患名单”（名单所涉及的人员都分别标有罗伯特·李及麦卡锡所做的案例代号，其中有相当部分人后来被确定为“红色鼹鼠”）， 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惠林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却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过任何人。

“麦卡锡主义”支持者的评价：在保守派作家安·科尔特所著的《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一书中，她如此评价麦卡锡：“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到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的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的《纽约时报》发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安·科尔特要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瑞利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奥瑞利提出了一个Dalton Trumbo，说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指控的“好莱坞十个人”之一，奥瑞利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听证会作证。而麦卡锡却是在1950年才开始了他的反共调查工作。

1953-1954年，麦卡锡要求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军方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却被管理人员拒绝，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高尔德华特参议员在其《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高尔德华特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了亚利桑那州，他说：“查尔·哈登1955年1月成了有很大权力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后，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是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州搬去了亚利桑那州。”　　美国成立了“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也披露了当年调查与反调查的怪异情况：“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会有人认为政府在捏造指控冤屈无辜。”　　

中央情报局（CIA）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海登·皮克事后曾经表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在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尽管曾经出现过“拨乱反正”的麦卡锡主义，但大多数的新闻媒体、文化艺术圈及大学至今还是左派的大本营，同时还是民主党长期以来的特大票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