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晒自己的“文革”读书单

1966年春夏之交，正在读初一下半学期的笔者被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大潮。开始，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纷纷用最简单也最激愤的语言写出大字报，挂在腾空座椅的大礼堂内事先拉好的铁丝上，口诛笔伐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首的“三家村黑店”以及完全搞不清楚的“反动黑帮言论思想”及什么“燕山夜话”了。“停课闹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基本都回了家，从此告别了书包、教室与老师，终日赋闲在家，围观“破四旧”、横扫“地富反坏右及一切资产阶级牛鬼蛇神”、“革命大串联”兼免费大旅游；接着再围观“深挖走资派和无产阶级革命大夺权”、毛泽东思想大辩论及“革命群众武装保卫毛主席大战役”；接着又“复课闹革命”被“光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病退回城当“社会青年”；接着……。

十年轰轰烈烈及其惯性期对成年人无疑是一场既触及灵魂也触及肉体的大灾难，但对我这个家庭出身不佳、被“革命阵营”边缘化的少年初中学生（时称“不可教子女”或“小逍遥派”）而言，却能以最另类的形式就读了特色中国的“社会大学”。十年浩劫中我分“围观赋闲学生”和“上班混日子工人” 两个阶段有幸偷偷读了大量当时的“封资修毒草”书籍，为了感恩这段绝对奇特的学习经历，更想学习领导干部的读书经验，凭记忆把自己那段特殊日子里的读书单抖出来晒晒，以飨广大读者。

· “围观赋闲学生及病退回城待业”阶段（1966年~1970年底）读书单：

《欧·亨利中短篇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一生》（法国，莫泊桑）、《暴风骤雨》、《啼笑因缘》（张恨水）、《秋海棠》、《金融家》（美国，德莱赛）、《金陵春梦》（唐人）、《腐蚀》（矛盾）、《普希金诗集》、《侍卫官札记》、《驿站长》（普希金）、《聊斋》（蒲松龄）、《钦差大臣》（俄国，果戈里）、《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红旗谱》、《青春之歌》、《浮沉》（艾明之，后拍成毒草电影《护士日记》上演）、《喻世明言》、《逆风千里》、《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家》（巴金）、《林家铺子》（矛盾）、《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克什米尔公主号》、《镀金时代》（美国，马克·吐温）、《红与黑》（法国，斯汤达）、《复活》（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欧根·奥涅金》（俄国，普希金）、《俊友》（法国，莫泊桑）、《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老残游记》、《小城春秋》、《叶尔绍夫兄弟》与《州委书记》（前苏联，柯切托夫）、《浮士德》（德国，歌德）、《海底两万里》（法国，儒勒·凡尔纳）、《十字路口的人们》（捷克斯洛伐克）、《家庭纪事》（前苏联）、《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三家巷》（欧阳山）、《城堡》（奥地利，卡夫卡）、《我的大学》（前苏联，高尔基）、《巨人》与《斯多葛》（美国，德莱赛）、《纳粹德国的谍报机构》、《赫鲁晓夫主义》、《新阶级》（前南斯拉夫，德热拉斯）、《中央情报局内幕》、《魏晋南北朝文选》、《陶渊明集》（王瑶）、《唐诗三百首》。

第一阶段的读书因尚未成年的缘故，其中有许多书其实是囫囵吞枣完成的，但却养成了强烈的读书兴趣和良好的读书习惯。

· “当工人上班混日子”阶段（1971年~1978年）读书单:

《唐宋词百首浅释》、《诗词格律》（王力）、《古文观止》、《诸神渴了》（法国，法郎士）、《九三年》（法国，维克多·雨果）、《妇女乐园》（法国，左拉）、《雾都孤儿》（英国，狄更斯）、《简·爱》（英国，夏洛蒂）、《中国通史》（范文澜）、《李白与杜甫》（郭沫若）、《乱世佳人》（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悲惨世界》（法国，维克多·雨果）、《波斯人信札》（法国，孟德斯鸠）、《忏悔录》（法国，卢梭）、《神曲》（意大利，但丁）、《癌病房》（前苏联，索尔仁尼琴）、《邦斯舅舅》（法国，巴尔扎克）、《斯巴达克斯》（意大利，乔万尼奥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俄国，普列汉诺夫）、《仅仅一年》（前苏联，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六次危机》（美国，尼克松）、《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罗亭》（俄国，屠格涅夫）、《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前苏联，亚·阿马尼利克）、《白奴》（美国，希尔德烈斯）、《莫斯科大审判》（美国，乔治·凯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美国）、《欧也妮·葛朗台》（法国，巴尔扎克）、《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夏伊勒）、《光荣与梦想》（美国，威廉·曼彻斯特）、《寂静的春天》、《病夫治国》、《美国的政府机构》、《出类拔萃之辈》（美国，哈恩伯斯坦）、《苦恼的使团》（美国，梅特林）、《日本的警察机构》、《谁掌管美国》（美国，托马斯·戴伊）、《戴高乐回忆录-召唤》、《战争风云》（美国，赫尔曼·沃克）、《美国政治》（英国）、《韩战内幕》（美国，罗素·斯泊尔）、《红星照耀中国》（美国，埃德加·斯诺）、《奥勃洛摩夫》（俄国，冈察洛夫）、《阿尔达莫洛夫家的事业》（俄国，高尔基）、《古拉格群岛（上）》（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约翰·克里斯多夫》（法国，罗曼·罗兰）。

需要说明的是，十年“文革”包括之后若干年期间，笔者所偷读的“封资修”禁书自然不会来自任何级别的图书馆，其中绝大多数均传自落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家庭的朋友或同学以及自家的私货（其中有相当部分还都是当时仅县团处级以上单位图书馆才有权收藏、专供领导干部和专业批判研究人员阅读的内部发行书籍，时称“白皮书”或“灰皮书”。许多数百页的厚书轮到自己阅读时，离下一位读者来取书时间就只有36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了，因此只能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连续阅读，白天则在单位伺机补充睡眠或伺机阅读。好在当时企业的职工大都在各种络绎不绝的“政治运动”中混日子混工资，没有严格的生产指标，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奖励奖金。

十年“文革”特殊阅读过程中最让人难忘的岁月还是1967年全国革命造反派用笔纸、口号、口水、喇叭、拳头、长矛及枪炮“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那一年多时间，我所居住的破旧大杂院中有七八个赋闲在家的高初中学生，还有五六位优哉游哉的年轻“逍遥派”职工、一位因“匿名反动标语嫌疑”遭拘留八个月后被无罪释放在家“修养赋闲”的年轻医生，还有因单位“武斗”血腥不敢上班在家避难的几位外地军工企业职工。由这些闲杂人员组成的“社会大学读书班”气氛活跃积极，上午各自做家务，午睡后打扑克牌看书、谈革命形势议“敌我战况”、交流毒草书刊，晚餐后洗澡纳凉再读书。年少无知的笔者除了跟着这些哥哥姐姐读书学习外，有时还会伙同一群根正苗红的少年同学在附近街巷及荒废校园干一些类似今日“寻衅滋事”或“盗窃国有资产”之类的坏事（最严重者如去附近大学校园里偷撕大字报和去荒废的教室中偷剪电线去废品收购站卖钱）。

几十年后回首那段奇特的往事，发现那还真是一个“寓教于乐、寓读于乐、清心寡欲、自由自在”的特殊时代，如果没有这场特殊的“文化洗礼”，没准今天自己还会在继续津津有味地读着《半夜鸡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烈火中永生》，朝思暮想着解放全人类伟大革命目标的最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