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学生：我们不要作战，要做爱
“我们不要作战，要做爱”，这一绝对擂人的话语竟然是1968年法国“红五月风暴”中闹事大学生与政府内政部长对话中的一条口号。
自1968年3月开始，法兰西共和国伴随已呈如火如荼状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与时俱进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影响巨大、震惊西方世界、由年青大学生为主力军的“红五月革命运动”。4月，继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爆发抗议学校及警察局活动后，法国南特大学校园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骚乱。为反抗学校当局的种种清规戒律（其中擂人的抗议目标竟然是教育部“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校规），愤怒的大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到处贴标语，散传单，罢课，呼吁“反对压迫、反对越南战争、要求性自由、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南特大学校长无奈关闭学校（临时停课）想迫使学生就范，大学生们却移师首都，占领了巴黎索尓本大学。警察出动干预，逮捕了部分肇事学生，很快法国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教师罢教声援学生，部分左翼工会组织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运动，并于5月6日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舞红旗砸物品焚汽车筑街垒与维护秩序治安的警察对抗，双方不断发生各种激烈的冲突，经济损失惨重。
5月13日，法国政府为平息事态恢复秩序，表示同意开放索尓本大学，允许大学生自由出入，但随后又爆发了有五六十万人参加的更大规模游行示威，参加者有学生、教师还有工人，示威者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着“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我们要受欢迎的政府，……”，当然还举着马恩列斯毛、托洛茨基、切·格瓦拉、胡志明及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多位重量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
被大学生重新占领的索尓本大学校园成了“人民自由活动中心”，标语、传单、红旗、漫画、大字报和辩论随处可见。学生们去工厂向工人宣传求援，到5 月24日，参加罢工抗议的工人已接近1000万，激进的工人占领了300多家工厂矿山并扣押了经理，而大学生则占领了30多所大学，阻断公路铁路航运，在全国多地升起红旗，高声呼喊“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工厂属于工人”等激昂革命口号。
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终身反对婚姻家庭制度、头顶“法兰西良心”桂冠并经常为弱势群体大声呼吁的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偕其终身女友、著名作家西蒙娜·德·伏波娃以及米歇尔·福柯、阿拉贡、比托尔、路易·阿尔都塞、滚石歌手米克·夏格尔等多位知名左翼作家艺术家以及密特朗、佛朗斯、罗歇等左翼与法共政治家也走进了校园，手挽手行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公开表达自己对学生运动的支持。萨特还发表公开讲话，高调宣称“结束现有学校体制的唯一办法就是砸烂”；随后他又与数百位左派知名人士联署并公开发表了“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致敬”宣言。
远隔万里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在第一时间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强烈声援法国青年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斗争；美国大名鼎鼎的非裔反抗组织“黑豹党”甚至还专门派代表团赴法国支持学生运动。
美国黑豹党赴法援助学生运动代表团
但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老百姓对眼前这种恣意砸商店橱窗、焚毁汽车、停课罢工和打打杀杀的暴力行为似乎也并不赞同，诸多工会成员及知识分子随即退出了“学生—工人同盟”。而坚守法治契约精神原则的法国政府也十分理智，没有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却采取全民公决和议会重新选举的方式解决了这场险些酿成大祸的“轰轰烈烈”；戴高乐总统公开表态：“进行改革，可以；完全无序，不行！”
6月初，坚决支持大学生革命行动的“新左派”政治家在议会的重新选举中黯然失利退场，戴高乐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党重新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一切又复归平静，法国还是浪漫多情风流的法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人口和经济的疾速增长，西方国家正式进入到了“消费时代”（法国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17.5万迅速增加到了1968年的53万），享受了舒适生活及教育但更追求绝对自由的年青一代于是开始迷惘、发怒，继而开始自发性地反叛、抗争再进而痛批一切“旧制度”、“旧秩序”、“旧观念”和资产阶级社会，法兰西社会成员的代沟与族群撕裂日益加剧，“乌托邦式的公平、公正及平权”突然成了这一代年青人的“首选追逐目标”。
当年那些敢想敢说敢做甚至自以为是“世界第一代年青人”或“早晨六七点钟的太阳”的年青人确实也干了不少风光无比但却昙花一现的大事（巅峰事件即1968年的红五月风暴，当然还包括所谓的“性解放”潮）。1960年代末，美国大名鼎鼎的“嬉皮士运动”最辉煌之际，追求个性解放的年青人曾在东北部小镇伍德斯托克举办了一场“世界嬉皮士及摇滚音乐大会”，约40万养尊处优但却对现实深恶痛绝的各国青年（其中不乏富家子女）高调集聚于此。他们声称该地是他们的“自治家园”，他们随意扎营，疯狂歌舞、吸食毒品、裸体逛街、男女混居，四处便溺，寻衅滋事；许多与会者还将自己带来的可卡因之类毒品扔进一个巨大的水池里，然后竞相抢喝池中的“神水”，尽情闹腾地让当地政府、居民乃至全球人哀叹不已。后来，还冒出过什么“垮了的一代、披头士及反战群体”等等，但是都很短命。再以后，西方世界的年青人好像就不再如此张狂了，大多数人还是回到校园继续读大学，再慢慢挤进中产阶级或白领队伍，成为基本合格的人子人父人母及遵纪守法、事业有成的公民。
轰轰烈烈却昙花一现的法国“红五月风暴”平息之后，全社会都开始了认真的反思，有人评价此运动是“一场乌托邦闹剧”，有人斥责运动中革命学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复活”，法国《新观察家》杂志事后还以题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假革命》的专题文章深刻剖析评价了这场一度引起全法国天下大乱的学生运动；也有学者撰文指出了法国“红五月风暴”与中国“文革”的本质区别——前者完全属于自发性质，批判和打击对象非但不是“臭老九”知识分子，反而与其携手成为革命战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代，真正多读了书的人也许后来（不惑之年）才会明白，年青人未必就一定是“天之骄子”，年青时代过早认为自己已达到思想学问境界顶峰的人，企图藐视和砸烂一切旧东西的人，往往会为自己留下最多的心灵遗憾或忏悔，尽早多读书而避免一段人生歧路又何乐不为呢？
对年青人而言，其实能通过认真学习工作及早点给自己作出相对准确的价值定位或努力方向无疑才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因为，世界不只是你们的，也不只是我们的，是我们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