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抗战万里流浪记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随着日寇对华北的侵略野心逐步膨胀，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北平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先生首先向国民政府提议将故宫藏品中的国宝级文物迅速南迁至京沪地区。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渲染大波。许多当时的风云人物如第29军军长宋哲元、职业批评家鲁迅等人，纷纷表示担忧或者直接出言反对，甚至马衡大师的儿子马彦祥也通过报纸责问自己的老爹：“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在北平政务委员会内部，甚至还有人发出“将文物拍卖以充国家抗敌御敌之资”的急功近利之音。狼子野心的日本人也不甘寂寞，随即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在决定南迁文物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只能安排当时执掌华北军政大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出面协调。他在香山碧云寺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先生等专家晤谈了一整天，共同商讨并确定了南迁故宫、古物陈列馆、国子监及颐和园文物的具体实施方案。随后，经过各相关单位专家与职工们近半年不辞辛苦的工作，认真完成了清点分类，从几十万件故宫馆藏中精选了20多万件珍贵文物，在考古专家、政府官员及警卫人员的全程监督下，精心包装编号编册后装箱。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了山海关，不久后又大举进攻热河，故宫博物院遂决定于1月31日启动文物南运工作，2月5日启运第一批。
1933年2月5日夜间，在沿途军警的高度警戒保卫下，第一批2118箱国宝文物被上千辆人力板车无声无息地运送到前门火车站（采用板车运输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缩小运输噪音，以加强保密），再连夜装车准备运往上海。但在此紧要关头，又意外生出了枝节。一部分反对文物南迁的北平学生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所煽动，强烈要求大敌当前必须先保国土保国民而非什么古物文物。他们聚集于前门火车站内外，并采取卧轨堵车等激烈方法阻止运送文物的火车开动。情急时分，张学良亲自出面劝说学生，列车才得以开出；5月5日，又分5批将故宫国宝级文物13427箱又64包及珍贵文献3773箱运至前门火车站，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包括书画9000余件、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以及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
北平沦陷后，日寇果不其然很快就将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还将许多极为珍贵的明清宫廷及官府档案资料运回了日本（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专门聘请著名考古专家王世襄先生等组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并派专门人员赴日本寻查、清点、验收或征购了故宫文物并顺利运回中国，共计收回故宫珍贵文物2000余件及散失文物与善本图书106箱）。日寇在占据北平期间对故宫文物无耻的公开抢劫行为，充分说明了当时北平文物南迁保护决策的正确性与及时性。
北平南迁文物运抵上海后暂存放于上海法租界内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专用库房。1936年秋，南迁文物由上海移入了南京新库房。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随南京中央博物院的竣工而成立。然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又爆发了，8月13日，日军战机轰炸上海，故宫国宝再次告急，自8月14日开始，暂存于南京的国宝文物又先后分成南北中三路向西南迁移，一路舟车劳顿、辗转颠沛直趋贵州省安顺县（后因日寇进袭贵州由国军机械化部队第5军第200师用汽车昼夜不息地转运到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笔者2013年还参观过安顺县存放过200箱故宫国宝的地下龙宫）、四川省乐山县及峨眉山等三大目的地。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便于有效指挥协调国宝文物的转运及保管工作，还分别在安顺、乐山、重庆、峨眉及巴县设立了五个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其中的乐山县存放处还被定名为“战时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车队每到一地，当地政府就会及时安排大量军警人员沿途警戒护卫。
乐山县安战时故宫博物院
1946年，分散存放在三地的国宝文物又陆续运抵重庆集中，1947年初由轮船运抵南京；1948年到1949年期间，有2972箱国宝文物由南京运到了台湾，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余下的文物一万余箱除2221箱留在了南京朝天宫库房内（至今尚未开箱出展）全部运回了北京故宫。
探索多达19957箱的无价国宝在不长的15年中，由北到南、再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走公路转水路甚至翻山越岭、含辛茹苦流浪20000余公里后基本完好无损并创造了世界文物迁徙史上大奇迹的最重要原因，笔者以为其实还应该归功于那个时代包括政府官员、军警人员在内的各类专业非专业公务人员的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尽心尽职尽责。据相关资料显示，从故宫对文物分类造册装箱打包编号工作开始，爱文物绝不亚于爱自己孩子的专家们就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所有的装箱清单上均详细记录了文物的名称、数量、外观特征及编号，而且一式多份，除箱内一份外再分送主管机关及领队；对一些珍贵却易碎易损的文物，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在装箱时都坚持由自己捧放固定，绝不让职工动手。
国宝文物在迁徙途中每停留或转运一次，博物院人员都必须对参与搬运人员、开闭箱的具体时间及其他在场人员做出详细记录，完成工作后还要求所有参与人员都签名备案；在运送文物的货车上，除护送军警外，故宫坚持派几位职工随车监管；文物临时停留待转运或存放期间，为防文物受潮霉变，故宫的专家职工还需取出文物摊开晾晒，每到一地还会及时联络灭虫灭菌专业人员协助处理虫蛀问题；有些重要文物在途中开箱及再装箱时，还会邀请当地政府官员、法官会同博物院人员对照装箱清单全程监督操作。
国宝文物由东向西三路流浪大军的负责人（总负责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庄尚严、欧阳道及那志良三位资深专家都不离不弃地全程跟随，风餐露宿、一丝不苟、亲力亲为地照看着心爱的国宝和麾下那群任劳任怨、忠于职守的“特殊战士”，为上百万件珍贵文物颠沛辗转万里后再顺利归巢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巨大贡献。
八年抗战期间，流浪中的故宫博物院也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继续努力宣传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在后方多地举办过文物展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国参加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022件参展文物中，有故宫博物院的735件，英王乔治五世偕王后、瑞典王太子等欧洲贵族名流，皆亲临观赏，充分彰显了“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的尝试与努力”。
1940年1月2日，故宫文物又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应邀出席的苏联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各国外交人员、文艺界及民众团体代表多达3000余人。1941年3月，移至列宁格勒展出。两地展览均受到苏联民众的盛赞。6月，因苏德战争爆发，在列宁格勒的展出提早结束了。
1942年，参展文物运回重庆后即参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为报答西南地区父老乡亲协助文物运输与保卫之劳，使其能一睹祖国的文化瑰宝，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特呈准行政院，在陪都重庆举办了一次“西迁书画告别展览会”。展品中的宋高宗《赐岳飞敕》、李公麟《免胄图》、黄道周诗翰等关于民族意识的精选书画作品以及142件晋唐宋元明清名家之作让与北平远隔千山万水的大后方民众得以一饱眼福。
在展览会现场发送的《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上，“参观须知”中的第7条“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则更显示出了战时的独特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