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父亲口中的“军统局”
1960年代初，“右派”父亲由劳教农场病退回家“留职停薪”赋闲期间，正读小学高年级的笔者跟在他后面偷偷读了十余本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辑选》（刊载的文章都是一些民国遗老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具体办法有两种：一、周日趁父亲不备在他未及上锁的私人储物箱里偷出，随即寻一静辟地点如饥似渴地阅读，傍晚前后再伺机放回箱内；二、父亲外出时会将已阅读过那本交给我，嘱咐我在他老朋友送新书来时归还旧书，在等候他老朋友期间，我又可以快速再读几篇文章，有时还会将代收的新书扣留一天找地方偷偷阅读，第二天再谎称自己忘了将新书交给他。其间，因为偷读了一本军统局最年轻处长沈醉少将的单行本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再加上又读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革命文艺作品（如《烈火中永生》及《红岩》等），因此对军统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及“大特务”戴笠、毛人凤、徐远举等机构及人物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戴笠将军江山县保安镇故居门厅
父亲在劳教农场改造世界观期间，因负责管理一大群鸭子，行动笨拙的他常常会在傍晚赶鸭子回窝时下到小河里淌水驱赶，久而久之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回家休养几个月大病痊愈后，腿部会经常疼痛难熬，他便躺在一张旧单人沙发上，要我给他捶腿。为了有效稳定我的情绪，延续我的捶腿干劲，这种时候他才会最大限度地回答我所提出的历史问题。有一次，我问了老爸一连串的问题：你长期在军事机关工作，你了解军统吗？了解戴笠吗？军统很厉害吗？你们单位有军统人吗？父亲沉思片刻后说：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名称公开但工作内容高度保密的情报机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不像当时公务人员那样佩戴明显的胸章，更不可能对他人炫耀自己是军统局人员，因此当时的人普遍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当然就更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具体工作内容。
父亲看我腿捶得很认真，于是接着说：我没有朋友在情报部门工作，但后来也略微了解到一点具体情况。军统局派驻公开单位的机构一般都以“统计室”或“调查科”名义存在的，公开任务只是负责调查、统计、整理汇编单位中的各类数据资料，我所待过的后方勤务部、军政部交通司及联勤总部都有统计室，工作人员都是有文化、知书达理、勤勤恳恳的年青人，至于他们是否军统人员我不清楚；各省市政府辖下、对外公开的稽查处（科或室）也都由军统负责；抗战期间军统还负责战时统制物资及交通运输稽查保卫工作，但不管我们军事运输部门的业务。内战期间各大区绥靖公署或行政长官公署的保防处也由军统（已改为保密局）负责，我从来没与他们打过交道，因此军统厉害不厉害，我怎么会知道呢？
“文革”中期，笔者很偶然地在朋友处借的一期《文史资料辑选》上读到了某民国电影名人在其撰写的文章中，强烈抨击了积极改造思想的军统大佬沈醉在其《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对她个人名誉的歪曲玷污，同时还指出了沈少将“作品”中的多处历史硬伤，再后来还有民国人士指出了沈少将自称“参加昆明起义”的严重不实之词；近年来，更有人在自媒体文章中严厉批评他曾经严重背叛及损害了当年热心培养提携他的戴老板。
自1990年开始，关注历史初心不变的笔者又读到了许多主旋律及非主旋律出版机构关于军统局历史的资料性著述（较精彩者有陈楚君、俞兴茂所编的《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及中国现代情报及军统先驱陈立夫先生的《成败之鑑》），对既“杀人恶魔”又“抗战英雄”的军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将军统的来龙去脉及主要活动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1928年初，蒋介石在与中央党部组织部机要科长陈立夫（1924年由美国匹茨堡大学毕业的采矿工程师，1925年完成矿山实习后刚回到国内准备赴某矿业公司任职之前即被其兄长陈果夫急招至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的私下谈话中流露出很想在组织部下成立一个“专司搜集各方政治军事对手之动态信息”的现代情报机构，名称为“党务调查科”，并安排时年仅28岁的陈立夫担任该调查机构的负责人。
由多名留洋归国工程师组成的调查科成立不久后，即在南京至上海之间创制了中国第一条传输快捷且保密性强的短波无线电台（并在上海设立了一家中国最早的无线电报机工厂），为北伐军打败军阀孙传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调查科留学日本法国的电讯专家毛庆祥小组通过密码破译还掌握了唐生智石友三叛军集团的机要情报；1930年代初连续破获了多个中 共地下党秘密机关，并招降了一万六千余名地下党员及重要负责人（其中的知名者如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胡筠鹤、李竹声、陈建中、陈庆斋、杜衡、白鑫、秦曼云、余平及费侠等）。
1929年，组建党务调查科不到一年半的陈立夫奉调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由留学法国的张道藩接任调查科科长。1932年，调查科与参谋本部负责军事情报的二厅合署，并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组建了实力更强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工总部”，由调查科继任科长、留学美国的采矿工程师徐恩曾兼任主任；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级为党务调查处，徐任处长。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建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下设党务调查处与军事调查处，徐戴分任处长；1938年3月，又增设了负责邮电检查的特检处，处长丁默邨。1938年8月，又将党务调查处升格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留学德国的地质学家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副之；将军事调查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陈立夫兼局长（后由贺耀祖担任），学历文凭较低的戴笠副之，特检处撤销，丁默邨挂少将军衔赋闲待业（待业期间却出了纰漏，投敌做了大汉奸）。
抗战期间，两统计局在政治军事情报方面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统局在上海等沦陷区实施的锄奸锄敌对日伪政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军统局还组建了长期转战杀敌于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电讯密码破译机构及中国第一代特种部队—“别动军”，抗战胜利之前该部官兵已发展到约10万之巨。抗战胜利后，两统计局均实施了规模缩减，并分别改机构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与“国防部保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