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母亲见蒋公夫妇的森林就在紫霞湖边凉亭背后的山中

笔者与民国同年的母亲出生于当时首都南京附近安徽省一小县城的书香门第之家，小学启蒙受教于她的私塾兼学堂教师父亲，在县城读了初中，高中则离乡就读于南京的一所知名教会女子中学。因为其家族中既有地方富商，也有留洋的大学教授、还有国民政府的高官，因此说起民国故事精彩程度也不亚于我的父亲。少年时代，在母亲所叙述过的民国故事中，她近距离亲睹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先生的那段，尤为引人入胜，至今也难于忘怀。

约莫在“文革”前四五年，母亲与我及两位姐姐聊天中随便谈起了她1930年代中期在南京读书期间，在不经意间还亲眼看到了当时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的旧事。一次母亲随学校组织的秋游去明孝陵附近的山中野餐，三十多个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有的去树林里采集枯枝枯叶杂草，有的则在老师指导下捡石块搭垒简易的灶台（那时的景区还没有禁烟禁火的安全规定）。正在采集树枝的母亲感觉身后有脚步声趋近，不禁回头观察，蓦然发现身披黑色长风衣手持拐杖的蒋先生和夫人宋美龄正站在离她很近的林间小道上，一起向她和周围的同学亲切地微笑。

对此颇感兴趣的我们姊妹随即问母亲后来发生的故事。母亲淡淡地说，除了她和离的最近的同学向蒋先生微笑回礼外，附近的老师与同学只是暂停了手中的活计看着蒋委员长夫妇，但没有一个人走到他们的身边，蒋介石夫妇除了看着四处的学生老师微笑，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身边陪同的唯一随从十分随和地与离他最近的一位教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大概七八分钟后，蒋介石夫妇向四周的老师学习微笑着挥手道别了。

我们倍感兴趣地追问母亲，蒋先生夫妇前后左右有没有大批神情严峻的警卫人员，母亲说他们身后是有穿深色中山装的侍卫，但至多四五名，站得也比较远。再问母亲蒋夫妇身边有没有部长或南京市长之类的大官们陪同，母亲略显不耐烦地说，除了那位与老师说了几句话的中年随从及几位侍卫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听完母亲的叙述，我们不禁愕然无语了。

母亲还多次提起了我们那位颇有风骨的外公。抗日战争之前，外公偕外婆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我们的母亲住在县城里的私宅中，最初设私塾授课，后来执教于新式学堂。县城即将沦陷于日寇前，有民族气节与铮铮风骨的外公不愿意在日本鬼子的眼睛鼻子下做亡国奴，于是携家带口逃亡到远郊的一个小镇，借住在外婆亲属家院子中的偏房里，自家虽有几十亩薄田，但收入却很微薄，因此就招收一些四邻家的学童在家授课，以补贴家用。

我们的爷爷奶奶在我们的父亲与三伯父西去参军后不久，也丢弃了县城中的私家大院，带着我们的二伯父及全体媳妇孙儿一大家人逃亡到了更偏远的水网乡村，日寇占领期间。我们的爷爷始终坚持不去县城，直到抗战胜利前两年病逝于简陋的茅屋中。

外公家住的小镇没有日寇驻军，只有一个与偶尔来的日军周旋应付、具有“汉奸”性质的“维持会”（以后又恢复了“乡公所”的旧称）及一个人数很少的“伪警察所”。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当地各色人等平时也基本相安无事，生活依旧。小镇旁边还有一条铁路经过，也设有火车站。母亲多次对我们谈到了外公拒绝乘坐火车的故事。小镇离县城距离约12华里，外公需要进城办事时，始终坚持步行或搭乘驴车，他认为铁路火车都是日本鬼子管的，他绝对不能坐他们的车；后来我们的父亲还补充说明，外公不坐日本人的火车，还是响应当时重庆国民政府“不资敌”的爱国号召。

听了外公独特的反日爱国故事，少年童年的我们不禁对没有见过的外公肃然起敬了。

母亲还告诉我们，我家1949年由上海迁来南京居住的狭窄小巷子里还有一座国民政府某部次长的“公馆”（是母亲亲戚三兄弟的共有财产，原本只有很小的大门，是其中担任次长的兄弟任职后，政府负责建了小传达室、安装了大门，装了电话）。

后来笔者也了解到，在附近破旧杂乱的贫民区里还坐落着民国高官钱大钧上将及另外几位军政商学界大佬的公馆。当时的首都南京，如宁海路、北京西路、梅园新村及复成新村等成片民国公馆区中的数千座洋楼，也都是高官巨贾们自掏腰包购地自建的，任何有财力的平头百姓都可在那里自由购地建房与他们比邻而居；当时够资格由政府出资建造或安排专用官邸的也就只有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等极少数人，张群、陈布雷、薛岳、何应钦及陈诚等军政大佬也无缘享受分房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