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父亲突然归来

大概是在笔者刚刚告别开裆裤后不久，自己当老师的父亲就因为什么“右派”问题被送去郊区的农场边劳动边改造思想了，看着母亲和哥哥们提着行李去送父亲去集中地点，童年的我啥都不懂。但在遥远的记忆中至今还留有跟随着教师母亲或哥哥姐姐每月一次转车数次去农场探望父亲的印象，也记得家里人把每月的那一天称之为“接见日”，更记得自己随大人办过接见手续后，进入警戒森严的场区，与原教导主任父亲坐在树荫下、墙角前或废猪圈里聊天，看父亲津津有味地品尝家人带去的简易食物（如盐水煮南瓜、煮胡萝卜或红薯粥）的情景。

大约在1960年初的某一天下午，父亲竟突然回来了。笔者放学后在外面疯玩回家后，看到神情极度虚弱、瘦削无比的父亲正躺在一张小床上，我走近在床边喊了声爸爸，而他却只能微微睁了睁眼，微微点了点头，就继续闭目休息了。晚上五哥与六哥架着父亲去浴室洗了澡，换下了全身里里外外的衣服。

父亲他们去洗澡后，下午承担了接收父亲大任务的小学高年级二姐俨然成了重要的“新闻发言人”，坐在饭桌边对闻讯陆续赶来看望的亲戚和邻居们重复叙述着下午发生的“父亲归来事件”。

当天下午，家人都去上班上学了，家中只有提前放学回来的二姐。突然大门外有人大声喊我母亲的名字，二姐赶紧奔到门外，只见两个穿便服但表情冷峻的男子站在一辆军用边三轮摩托车旁，车斗里躺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其中一男子问清楚二姐的身份后，便对她说自己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你父亲生了重病，我们把他送回来了。说完还拿出一张表格，要她签字收人。二姐说她不懂这些事，坚持要去附近的学校通知母亲回来再处理，两个急于交差脱身的管教干部于是就连吓带哄地缠着要她签名。僵持了几分钟后，有气无力但明显面带喜悦的父亲轻声对女儿说：“你就签名吧，能死在家里我已知足了”。二姐看到父亲表态，就签了名，两个管教干部就连架带拖地把父亲送进家中后即呼啸而去了。

因为有好心的邻居已经去附近的学校通知了我们的母亲，她随后就心急似火地赶回了家。看着眼前曾经风度翩翩如今却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几难辨认的丈夫，她心中不禁涌出一阵难抑的酸楚，竟木讷无语了好一会，随后热泪就夺眶而下了。正在帮忙的伯母也时不时掏手绢抹着自己的泪水。伯父在一旁无语看着自己虚弱不堪的弟弟，站了几分钟后就悄悄回了自己家。

当晚，笔者的五哥（伯父儿子）与六哥架扶着父亲去附近的浴室洗澡，换下了里里外外的全部衣服。几年后，在家人聊天期间，听六哥回顾起那晚俩兄弟带父亲洗澡的旧事。六哥说：当时还未满五十岁的父亲，在热气腾腾的澡堂中脱光了衣服的老爹，看上去就宛如一副手足会勉强动弹的“人体骨骼标本”，当时俩兄弟都不约而同潸然泪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按照当年的习惯处理办法，“右派分子”的劳动教养期限虽然在定案后就有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却是无限的，此类劳教人员期满后何时能走出劳教队要等待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政策。与父亲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那些窃贼、诈骗犯或抢劫犯劳教期满立即就可走人，而所有的“右派”劳教人员却只能“被留场工作”，每年可以享受职工探亲假；此处理办法一直延续到了1979年的全国性“右派分子改正”。

大饥荒期间，父亲在劳教队里突然患上了莫名重病（二十多年后才偶然被诊断为当年急性重症肝炎并发的肝硬化），那所劳教农场的领导担心管教对象如再死到第五个，死亡率的增加，很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升职晋级，也可能受到上级的追责，于是就决定将其“病退”回家。大杂院中一位根正苗红的邻居则将此举归纳为一句极通俗的话：推死尸过河。

后来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笔者才发现父亲在当时还是非常幸运的，首先是回家后还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其次是根据江苏省的政策只是在南京的郊区农场“改造思想”，而没有像其他地区的大量“右派分子”那样离乡背井远赴黑龙江、甘肃或青海等偏远贫瘠地区。

2014年，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女士以“右派中途归家”为题材，创作了与我们父亲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的小说《陆犯焉识》并被改编成了全球票房价值高达2.95亿美元的畅销电影作品《归来》。

数日前，偶然读到了1968届高中毕业生、四川省成都市插队知青、新西兰籍华裔文学博士、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蒋海新女士根据自己“右派”父亲从峨边沙坪农场“归家”十日后即不幸病故的悲剧故事，于1990年代初用泪水创作的纪实文章《父亲归来》，她在回忆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借用一位学者的铮铮之言，强调了牢记历史的重要意义：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可以风化水蚀，刻在人心上的文字，可以随人而逝；只有刻近历史的文字，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字。这部历史大书，需要历史人物来刻写。如果一代无力，二代无心，这些苦难必将随风而逝。……一个罪 恶的循环，就有可能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