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坏人”杜勒斯与“和平演变”故事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前苏联开始迈出了奔向解体的第一步，数日之后，横跨亚欧两洲、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及众多卫星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一瞬间就轰然坍塌了。回顾前苏联曾经的辉煌及解体过程的惊心动魄，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一个或许对前苏联巨人突然坍塌起过关键性作用的人：19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和平演变”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还是在小学高年级时，笔者就已经认识了杜勒斯这个大名鼎鼎的“大坏人”，升初中一年级后，再从政治教科书和各类报刊杂志上获悉了他关于“通过和平演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更多阴谋诡计后，生长在红旗下的笔者一度也确信杜勒斯就是一个天天要破坏自己幸福生活、其阴谋得逞会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人间恶魔”了。几十年之后，随着历史资料及信息来源的不断增加，因此也借助多方面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大坏人”杜勒斯的来龙去脉。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于华盛顿的政治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毕业于普林斯敦和华盛顿大学，1911年进入纽约一家法律事务所专事国际法工作，1917年成为该所主任。他后来成了多家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也有密切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30岁的他担任出席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接着在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于德国战争赔偿和欧洲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成为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协助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后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46～1949）。因为在签订对日和约问题上美国与苏联意见相左，他便奔走于西方各国进行积极协调，终于在1951年使日本和48个国家签署了事先同意的《旧金山和约》。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顾问。他在朝鲜半岛上视察三八线时留下的眺望照片相当有名，为此有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发言人称杜勒斯是“不祥之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战争和动乱”。
杜勒斯在38线韩方一侧眺望北朝鲜
1953年1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他为国务卿，并给予高度的信任。任内他与其胞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一起策动了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马拉，以对抗阿本斯·古斯曼宣布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大片土地收归国有的左翼政策，此事使他成了控制拉丁美洲各香蕉共和国的名人之一。
杜勒斯在任内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并支持对大陆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他不满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1954年又发起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他又领衔策划在巴格达成立了“中央条约组织”，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联合组成了一个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体系。在国际活动中，他长期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之类的战略，还在反对与遏制前苏联的基础上，系统化地发展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7月还策动了美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执行武装撤侨及保护民选政府的军事行动。
杜勒斯不仅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态度强硬，对美国的盟国也不迁就，在建立欧洲共同体问题上，他就与法国政府闹的很僵。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杜勒斯粗暴、僵硬，不是英明的外交政策制订者，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认为“他是我们时代真正伟大的人。”
1959年4月杜勒斯因患癌症辞职。5月，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了“自由勋章”；同年5月24日因治疗无效去世。其代表性著述有《战争或和平》一书。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指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他还强调“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及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花50万美元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影印件），杜勒斯为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及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杜勒斯对马列主义理论思想有相当的研究，他平时外出还会随身带着斯大林编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并认为此书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都是他们企图征服世界的蓝图。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1957年6月，杜勒斯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说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指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在杜勒斯的积极推促下，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久后即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阵营国家的“内部的变化”。
1958年10月，杜勒斯对英国电视公司记者说：“他们（苏联及其卫星国）正在为了把一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颁奖酒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表示“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同意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和杜勒斯，作为各自国家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一贯敌视大陆中国同时也缺乏后生基辛格博士那种纵横捭阖手腕的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就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周恩来后答复杜威廉说：周表示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早晨，杜威廉告诉宦乡：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阴谋”立即引起了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9年，毛泽东告诫各级干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毛泽东1964 年6 月14 日在谈到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时，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这一年，毛泽东还及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高指示。
为防止杜勒斯“和平演变”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各级宣传部门随即开足马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及“阶级斗争”宣传教育活动，一时间即涌现出了电影《槐树庄》、《夺印》、《箭杆河边》、话剧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京剧《芦荡火种》、大型雕塑《收租院》及《欧阳海之歌》等大量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思想教育产品；同时也对《刘志丹》、《护士日记》、《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逆风千里》、《红日》、《兵临城下》、《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五朵金花》、《英雄虎胆》、《战上海》、《林海雪原》、《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上海的早晨》及京剧《李慧娘》、《谢瑶环》与《女驸马》等一大批“存在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展开了严厉的口诛笔伐；为了抵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侵蚀，大树特树社会主义新思想，1965年政府还隆重推出了大型舞蹈史诗剧《东方红》。
“大坏人”杜勒斯去世后，美国政府除了给他颁发“自由勋章”外，还以其姓氏命名了华盛顿国际机场；二十多年后，中国人当年送给他的“反面人物”大黑帽在不知不觉中被摘除了，“反和平演变”话题也悄悄消失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汉堡包、肯德基、牛仔服、迪士尼、谷歌、托福、雅思、帕瓦罗蒂、亡命天涯、乱世佳人、真实的谎言、第一滴血、泰坦尼克、魂断蓝桥、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哈利·波特、阿凡达、波音、麦道、别克、吉普、林肯、卡迪拉克、悍马、摩托罗拉及苹果这些原本绝对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商品也络绎不绝地大量涌进了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始，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甘冒被“和平演变”之风险，趋之若鹜地奔赴美国求学求职；再后来，每年又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大陆游客兴高采烈地去美国探“和平演变”之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