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与大明王朝为何而亡

十几年来，在体制内刊物及网络自媒体上发表的关于大明王朝灭亡原因的史学评论中，有诸多文章的作者将其归之于可怕的鼠疫灾害，最近笔者认真阅读分析了多篇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发现当年疯狂肆虐华夏大地几十年的鼠疫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推促了明帝国的灭亡，但若从因果关系的定义来做严格分析，发现鼠疫灾害在明帝国走向衰败灭亡这历史一大事件中，其实绝非导致帝国最终被灭的真正原因（更非唯一的原因），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结果。

受十六、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河期异常气候的影响，大明王朝的广袤疆土上也与欧洲一样出现了气温降低、冬季寒冷干燥、春夏旱涝交替、虫害泛滥成灾及粮食急剧减产等一系列恶劣甚至严峻的情况。因旱涝蝗灾肆虐导致粮食严重欠收，北方及中原地区饿殍遍野，食不果腹为求生存的饥民不得不挖开鼠穴争抢老鼠的存粮、捕食老鼠甚至人食人，逼惊恐万端的老鼠伴随着寄生虫跳蚤大量四处逃窜，鼠疫杆菌也因此而疾速传播。从万历8年（1580年）鼠疫大规模蔓延至山西省大同府开始，不久又传至陕西省榆林、延安等广大地区；崇祯13年，鼠疫蔓延到直隶地区的顺德、河间及大名等州府；崇祯14（1634年）7月鼠疫抵达北京地区大肆祸害民众；鼠疫所肆虐之处，居民死亡率均超过了80%；崇祯16年，京畿地区的鼠疫灾害达到了高潮，北京城每日死亡人数逾万，死亡总人数占了居民总数的20%；北京的战马由灾前的2.7万匹锐减到灾后的1000匹，京城卫戍区部队的官兵则由10万锐减至5万人。

焦头烂额但也确属励精图治的明思宗崇祯皇帝为了控制局面，除派遣3000名太监上城墙协助军队加强防守外，还不惜耗重金聘请“神道张真人”进宫施符念咒以驱瘟疫，然而一个月的神力驱赶非但没能奏效，反而从北京城内运出了20万具患者遗体。崇祯16年（1636年），全国鼠疫灾害再现高潮，当时有官员向皇上奏报全国疫情：“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

近年来的自媒体上有评论者结论性地把明朝第13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1572年登基，在位时间长达48年。亲政前期依赖贤臣、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的积极辅佐曾实施过一些税收体制改革并发动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为帝国夺得了不少的疆土；后期则严重怠政长期避居深宫并创下了“20年不上朝”的帝国奇迹）评价为导致大明帝国灭亡的第一罪魁祸首，笔者经过多番的搜索、查询、分析与评估，发现此亡国责任结论也许只存在着55%的准确性，因为万历皇帝的继承者、王朝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失败者、最后以身殉职于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其实对亡朝亡国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而此判断也能为笔者“鼠疫不是大明帝国灭亡之唯一原因”的结论做出比较清楚的解读与诠释。笔者认为，导致当时世界GDP第一大国迅速崩溃灭亡的关键原因应该是大明朝末期吏治的超级腐败及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与失败。

满怀着“中兴与崛起”宏大理想的17岁崇祯皇帝朱由检从其父辈手中接下了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后，确实也想大干一番并有所作为，但刚愎自用、独断多疑且毫无执政经验的他完全没能搞清楚的是，在他坐上龙椅之后的几十年间，其实始终在被一个“执政口号宏伟、政治总是正确、主要成员来自于江南地区且尾大不掉”的强势“文官集团”（主要代表性集团如“东林党人”）给巧妙地玩弄于鼓掌之上了；在他君临天下的17年中，一厢情愿的崇祯皇帝被这群言行严重分裂且“党争不绝”的文官们裹挟操纵着，十分被动地实施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体制改革”，直至最后无可奈何且孤独地走到了皇宫后花园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下，为大势已去的帝国殉了职，以下试列举崇祯皇帝部分“奇招怪政”，聊供读者自由评说：

·  他在1628年登基之初，就在文官集团的蛊惑下诛杀了“坚持在江南地区征收矿业及工商业税，加强抑制豪强巨富”的阉党首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废止了上述税收，文官集团为此弹冠相庆，但大明帝国的年财政收入却随即从1600年的3000万两白银骤降到了不足2500万两白银，而1620年万历帝驾崩时仅全国军费开支一项就已高达2300万两白银；

·  他轻信文官集团“增加朝廷税源”的荒唐建议，在失去了矿业工商业税收后却大幅提高农业税以度过帝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将减少的税收以捐赋形式转加给了农民，迫广大的贫困农民无奈踏上了暴力反抗求生路；为了确保税收的完成，崇祯帝还实施了“税收体制改革”，派出大量的太监坐镇地方，以“钦差大臣”身份督促官员收税（在各类史书上均有明末期间全国多地已开始有税吏被“暴民”痛打甚至殴毙和揭竿而起的农民军已遍布陕西全境的记载）。据史书记载，在万历后期和崇祯在位期间，仅华北地区至少有1000万以上人口殁于饥饿与鼠疫，2亿人口中的幸存者则至少有40%沦为了盗贼，从来不愁兵源的李自成“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以及“闯王来了不纳粮”、“均田免赋”之类的宣传口号即为典型之案例，因为此时的贫困农民发现抢夺贪官富豪家的粮食比自己辛勤劳动更加的轻松便捷；

·  他面对饿殍遍野的严重大饥荒，却听任麻木不仁、视社稷为草芥的文官集团制定的“不开仓放粮赈灾救命”官僚政策继续执行，严重激化了官民与朝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对朝廷军队缺粮断饷的严重问题视若无睹，导致军心涣散，斗志丧尽；

·  他坚定不移地遵循并实行老祖宗定下的祖制，典型者如文官集团坚决捍卫的“举人免纳税”祖制（大批富商巨贾纷纷挂靠在文官名下购田置产以逃避纳税，时任首辅的徐阶大学士仅在松江（今上海）以其名购置的良田就超过了40万亩；三四品文官即独享奢华园林拥有数千仆役的现象比比皆是，高级文官冒辟疆在北京举办一场宴席即耗用了羊500只）；

·  他坚定不移地执行“藩王不纳税”祖制，养肥了皇亲贵族却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河南及山西多个藩王府中均查抄出了数量惊人的粮食及金银珠宝；

·  他听任豪强家族联手文官集团的大佬大量私占依据祖制划拨给北方边防军的屯田专用土地以大牟私利，最终将之前的多渠道军粮供应方式变成了“京运”（中央财政供应）一条路；

·  他非但不改革沿袭多年的“世袭军户制”（军人身份固定并世代相传），反听任各地军队的高级将领将麾下的士兵变成了专为自家义务劳动的“农奴”，奉朝廷之命出兵征战时反倒必须由朝廷出资“募兵”，在与努尔哈赤后金国军队博弈的6场大战中，大明王朝的远征军团基本都是如此拼凑而成的，带兵将领讨价还价向朝廷索取的军费当时谓之为“辽饷”；

·  他偏听偏信、随意诛杀问罪功臣（知名者如袁崇焕）重臣（如孙传庭）以及“小过重罚”的畸形施政手段，最终导致各级军政官员联手谎报军情政情民情，肆意蒙骗皇帝及朝廷；更有大量高级将领或临阵缴械投降、或与乱军暗通款曲以图自保（如五省总督杨嗣昌、京畿守城太监曹化淳及兵部尚书张缙彦），各级官员瞒上欺下及报喜不报忧现象已习以为常，蔚然成风，貌似清心寡欲、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在执政后期的几年中已极难获得真正的信息。在外城被“大顺军”攻破后，当他摸黑带着随从想逃出内城时，却没法更没人为他们打开城门，内城卫戍大臣竟然因赴晚宴而找不到人，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帝只好狼狈地退回皇宫，逼皇后贵妃自尽守节，再诛杀王子公主以免其受辱，想再砍杀那些乱臣贼子时却找不到人了，最后他就只能带着一名忠心耿耿的太监奔后宫煤山“以身殉国”去了。

·  固执己见的他在李自成“大顺军”开始攻击外城时，却断然拒绝了包括皇后在内的部分心腹老臣“暂时撤去南方再图复兴”的上奏，坚持要与京畿共存亡（其实中国历史上晋宋多个朝代都有“迁都逼乱”甚至再延续数百年的先例）。

到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国库空空如也、东西强敌压境、江山社稷命悬一线之际，不知是单纯质朴还是不明事理的崇祯皇帝竟然还一厢情愿地热切希望满朝外文武大臣及王公贵族能与帝国共克时艰，每人借给朝廷1万两银子以助帝国度过难关。脑满肠肥的文武大臣闻讯后开始虚与委蛇、环顾左右而言他了：有人哭穷叹气，有人称病避家，有人在大街上出售家具珠宝，有人还在宅邸门前张贴“低价售房”启事；结果除心腹太监王之心如数掏出了1万两银子外，遵旨如数借钱给圣上旨者却寥寥无几，连堂堂内阁首辅魏德藻大学士也只借给皇上500两银子已做应付，而国丈周奎与皇后女儿合伙才勉强借了1.5万两。

崇祯皇帝无法知道的是，完全不讲王道和法制的“闯王”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后，随即就用严刑拷打被扣押文武大臣及王公贵族的方式，几天之内即顺利勒索到了70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折合朝廷近3年的财政收入）并迅速铸成银锭转运去了西北老巢；当初只愿意借给崇祯帝500两银子的首辅魏德藻大学士却乖乖向“大顺朝”交出了5万两，国丈周奎大人缴出了57万两以求保命，但最后仍然被砍了头；至于江南及华中地区那些高官、富豪及巨贾的家中究竟藏有多少金银珍宝，崇祯皇帝自然再也无法知晓了。

综上所述，当年泛滥肆虐华夏大地的鼠疫及旱涝灾害无疑只是大明帝国末期官场贪污腐败强取豪夺积恶日益严重，朝廷极度轻视民生而衍生出的必然结果或恶果，绝非大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