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林正谊，一个至今仍处于被通缉状态的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军的逃兵（上尉连长，1979年5月由金门泅水渡海投奔大陆），世界级经济学家、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委员”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大学新经济结构学研究院院长，及国内外100余家省市政府、大学、研究院、协会及刊物的顾问理事或名誉院长所长；；因极富理论创新精神还被大陆中央政府高度看好并被推荐到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曾连续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2010年代初，因其绝对标新立异的“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而突然成了中国转型迷茫时期官方及全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大明星；其知名代表著述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笔者虽非经济学专业人士，但因长期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故对曾大名鼎鼎如今却日薄西山的凯恩斯及其“供需学派”经济学及实践略知一二：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救市总设计师”，引导政府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依靠大量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如运河、水坝、铁路、机场和公路等）的建设，猛增市场需求，狠促经济增长，让美国躲过了一劫。凯恩斯主义后来也成了许多非市场经济或“疑似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将其命名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术）。

凯恩斯主义喧嚣于世后，以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步成了重要的“唱反调者”，该主义诸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本身即问题”等理论后来已被许多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所认同，并逐渐成为世界理性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数年前还如此评价凯恩斯理论：“如果存在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我们宁可选择有缺陷的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是，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却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政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终于让林毅夫教授有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究竟是轰轰烈烈的“中央四万亿促拉地方二十万亿，铁公机电楼红红火火扶摇直上”救市运动造就了林毅夫，还是林毅夫教授有力的手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切？政府自然难以明说，草民则难以说准，因此就只能听其言观其行后再做定论了：

·  “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认识世界，然后改造世界”，林毅夫如是说，显然林教授也想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样去“改造”充满着客观规律的市场经济世界。

·  林教授在其演讲中表示：“基础设施的建设什么时候推行最好？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危机时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一举多得。但首先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用以增加消费的失业救济，必须实施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投资。其次，这种投资应该找好的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更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他显然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救市国策”积极奉献过自己的智慧与韬略。

·  针对记者“如果没有政府这只手，市场能不能自己选择出正确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市场自发很难出现符合比较优势、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林教授随后还强调指出：“（私人在选择新产业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政府积极地跟他配合，他也不会成功。”

·  针对记者“你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似乎回避了大家对凯恩斯主义的一大批评，即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界限问题，如产业政策。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似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财政投了大量的钱，普遍都是失败的”这一意见，对中国大陆政府信心十足的林教授驳斥：“这大概跟你们媒体的报道有关系，你们一般都不会报道成功的项目。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

·  针对记者“如果赋予政府选择产业的权力，更大的可能是它（市场）不听你的，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也可能有寻租的风险”之担忧，林教授发表了他的谆谆告诫：“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受新自由主义学说影响，认为美国的干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干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应该讲政府大部分干预是对的。”

再来看看国内外理性经济学家对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学说理论质疑者的声音：

·  “在林毅夫的这个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似乎根本没有——或有意识地回避了——现代政治体制中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中央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具有完备的知识；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复旦大学经济学韦森教授语）

·  如果不迅速根治劳动力规模生产（一胎化）、劳动力流动（户籍）、劳动力素质培育（教育去行政化）、劳动力激励和公正待遇（税制与再分配）及规制制度（法治环境建设及全民对分享发展成果的预期）等方面的制度痼疾，“即使是积极、乐观、善意的政府干预，恐怕都会成为徒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院孙涤教授语）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和以廉价劳动力、大量资源投入甚至牺牲环境为支撑的外向拉动型经济结构，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事实上是在为维系落后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支持。（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语）

·  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语，为阐述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狂飙经济”的巨大影响，许教授数年前还发表了自己的专著《凯恩斯主义害了中国》）

综上所述，林毅夫教授虽有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鸿鹄之志，也深为中国等“金砖国家”和新经济体的政府领导人所青睐，但无论从其年龄与阅历，还是从其学术深度与影响方面看，显然还不能超越凯恩斯先生成为其“师傅或老师”；至于林教授是凯恩斯大师之师，还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后生，其实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不是那位“动机美好，屡闯纰漏”的黑猫警长就是万幸之事了。

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潜心在书斋、实验室或讲堂中舞文弄墨琢磨切磋谈经论道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无可非议更值得推崇，成功则惠人惠己，失败了后果也有限；倘若他与强势的行政权力联袂或共舞，硬把自己的个人理想甚至梦想注入到影响巨大且后果深远的具体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使其成为具有排他性的“主导思想和主流理论”，人类的新悲剧肯定就会在所难免了，几十年来已经历了太多太多人祸浩劫磨难的中国，由热情科学家及经济学家来积极证明“亩产十万斤、猪比牛更大”之类荒诞离奇故事的实验，绝不能再次上演了！中国早已伤不起了！

林毅夫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新结构经济学”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特明显的悖论，提倡政府强力干预市场、刺激需求和赤字财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早已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界公认的“失败模式”并被送进了经济学史博物馆，林毅夫教授创造出的超越“失败”新理论，难道就能确保一定是成功或卓越的理论吗？

今年8月19日，连续四度缺席“两会”的林毅夫教授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他为听众详细分析点评了新冠病毒疫情后的世界经济趋势，最后信心十足地表示：通过下半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可以在上半年－1.6%增长率基础上实现全年5.3%的平均增长率（下半年必须实现12.2%）；中国借助人口大市场及政策手段多的特殊优势，完全能够成功实现此目标；未来中国仍具有8%的增长潜力，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林教授在演讲中，还义正辞严地揭露和批评了美国政府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实施的恶意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