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洞读《对张杨的训词》有感
1936年12月12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个绝对难以回避或忘却的重要日子，在这一天，驻扎西安指挥剿匪军务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民国史称之为“西安兵变”或“双12事变”，张杨二人则自称“兵谏救国”），武装扣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蒋介石及随行人员。2018年5月下旬，笔者借出差之便第三次参观了位于贵阳市黔灵山公园中的“张学良囚禁处”——麒麟洞，也再次细读并笔录了前院右侧走廊墙壁上的蒋委员长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发表的《对张扬的训词》如下节选：
“一年日记约6万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各种救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其中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
由蒋介石先生《训词》中的上述文字不难看出，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军政领导人的蒋介石先生，在被非法扣押状态下与两个“兵谏”首领谈话期间，为表达自己及中央政府并非拒绝抗战的意思，已经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发动了“兵变”的叛军首领陆续出示了包括自己私人日记在内的大量公私机密文件。
再反观最初对斯大林大元帅及莫斯科“第三国际”寄予莫大希望、头脑发热秘密策划“兵谏救国”悍然扣押最高军事统帅、后来被塑为“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在事变前后显然并没有推心置腹地如实向自己的最高统帅或中央政府汇报或透露此前与陕北红军、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西南龙云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广东张发奎陈济棠李济深及晋绥阎锡山等多方面秘密联络的任何信息及文件资料；更没有向中央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呈报或向全国公布过任何关于抗战军事行动的具体方针、战略和计划；“兵谏”发生后的谈判主角竟莫名其妙地转变成了国共（政府和反政府组织）两方，二位始作俑者“爱国将军”反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尴尬“中介”或“围观者”。
近年来从许多解密历史资料中不难发现，蒋先生当时向张杨二人出示的机密计划及政策文件中就包括中央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即秘密制定的“全方位抗战战略准备”具体内容——如整理统一全国的军队、改编扩编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现代化国防军（第一阶段计划为60个师）、更换改良军队武器装备（由德国、英国、意大利及法国购置各类战车）、全面加强国家及国防建设（1932年即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亦即后来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秘密主持国家包括国家资源调查、发展工矿企业、兴建交通设施、扩建兵工企业和建设“宁-镇-澄-淞御敌要塞在内的国防工程）、积极争取外交支持及盟国盟友、加强国民教育、推广新生活运动、发展国民经济等，还包括多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平定内乱”之类的现代国家建设措施。面对当时非常明显的“敌强我弱和国家四分五裂”特殊国情，这些战略规划计划当然是不可能大张旗鼓高调操作实施的。
“事变”发生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方面出于自保自利，对张杨二人一厢情愿的“兵谏救国”行动完全不予支持，两位看似“大义凛然、热血满腔”的将军终于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兵变”结果，也详尽获悉了中央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但为时已晚了，“事变”次年，中华民族真的就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漫步在集“民国首席花花公子、东北少帅、不抵抗将军、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民族罪人及老顽童”等褒贬名号绰号于一身的张学良曾经居住过的房间里，笔者又情不自禁想起了张少帅的诸多离奇往事，典型者如九·一八事变当晚接获沈阳紧急军情电报后却继续在北平大戏院包厢里欣赏梅兰芳演出直至剧终；沈阳及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后，年底他又公然违抗国民政府的多项命令及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顾维钧的建议，以“锦州中立”为幌子，擅自将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弃辽西走廊战略重地于日寇之手；1933年又任由其下属汤玉麟10天内快速放弃19万平方公里热河省国土却毫不在意，事后竟然还不知羞耻地当面反唇相讥要求他尽快积极组织防御反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的他竟在陕北纵容其下属以武器弹药向“被围剿敌军”交换物资。
在麒麟洞的张学良囚禁处，笔者还同时想起了那位积极策划指挥“兵谏”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年背叛了大帅冯玉祥，1933年曾在川北与红军秘密签订互不侵犯的《汉中密约》），作为首要责任人的他在“兵变”失败后被政府宽大处理并派遣公费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接令后却却迟迟不肯出发、私下游说运动多位民国大佬，希望中央能收回成命，最后在杭州被蒋委员长严厉训诫“人要学会知耻”后才于1937年6月无可奈何地出发了；在土耳其及法国等地“杨刀客”又秘密联络苏俄驻外使馆请求代呈他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密函，希望“投奔革命苏俄”或“借道苏俄由新疆秘密回国抗日”，还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尽情抨击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多次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允许其回国带兵抗战，被政府诱捕拘禁后他从此就只能携地下党员夫人谢葆贞与子女及秘书宋绮云夫妇等在南昌、四川、息烽及重庆等拘禁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了。
在黔灵山公园麒麟洞张少帅囚禁处下山不到一公里处的丛林中，还有一座现名为“蒋介石和张学良会见处”的民国西式平房，此建筑是蒋委员长在抗战中巡视贵阳期间与张学良见面的旧址。伫立在房前绿茵茵的草坪上，笔者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蒋委员长是不是也太宽厚太仁慈了，身为中华民国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他，怎么还会在军国大事缠身中来此偏僻之地以礼会见这个身负重罪的前部下呢？为什么“事变”之后他不立即把这个“大叛徒”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砸烂他的狗头”，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