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敬的文人—吕莹、吴祖光与陈寅恪
自1952年开始，中国大大小小的文人先后都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学院系调整”、“批武训”、“批胡风”、“批胡适”、“肃 反”、“反 右”、“反 右倾”、“社会主义教育”及史无前例“文 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波波疾风暴雨中，个人身心与事业均遭受到了或轻或重甚至严重的荡涤与冲击；他们中间有人不幸离世，有人在苦苦忍受煎熬磨砺，也有人沉沦了并与狼共舞，有更多的人则沉默失语，直到真正的雨过天晴。在众多的文人之中，留给笔者印象特深也特别崇敬的有三位，他们就是美学家吕莹教授、剧作家吴祖光教授及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
一、勇敢怒放，迅即凋谢的鲜花—教授鲜花吕荧
1949年底受大陆新政权的感召，资深美学家、教育家兼翻译家吕荧教授毅然离开台湾岛，辗转香港回到了红色首都北京，热情投身到自己心仪向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事业中。
1955年，已经历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取消美学及社会学”等诸多“革命运动”磨砺的吕荧先生仍然不愿割弃自己的良心，不愿低下知识分子高贵的头颅。吕先生始终没有仿效他的美学同仁朱光潜先生，频频上交“检讨文章”，日日公开自贬自批自损，却在举国上下痛批猛击“胡风反党集团”的风口浪尖时刻，公开表达了自己勇敢无比的良知抗议。
在文学评论家胡风等人被捕后中国文联召开的批判斗争大会上，当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发言强烈要求将自己的常务理事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后，与胡风并无私交私谊、与胡案也毫无关系的吕荧教授却主动走上了主席台，迅速坐到郭文豪和斗争大会主持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中间，大声说：“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他用最简短的话语向与会者指出，胡风问题属于文艺理论之争，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吕教授突兀而起的行为和言论令会场上出现短暂的沉寂，随即就哗然一片，有人呼口号有人怒骂，诗人兼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同志随即愤怒地将吕荧教授轰下了主席团；随后，一顶“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沉重黑帽套在了吕教授头上。
到“文革”期间，囚禁于香河劳改农场里“改造世界观”的吕荧先生因为“认罪”不好而被定为“疯子”，每天受尽上至管教人员下至恶棍歹徒的凌辱、谩骂甚至殴打。刚毅且顽强的吕先生始终咬牙坚持，同时还鼓励自己的难友们“要坚持信念，人民是必胜的”。1969年3月5日，病饿痛楚交迫的美学家吕荧先生还是含恨离别了这个理应美好的世界。
在掩盖先生的小土堆前立着一块红砖，上面用粉笔写着“吕荧”二字。
二十余年后，有学者借用“胡风反党集团”另一“骨干分子”、诗人阿垅先生的遗诗，缅怀勇敢无比的美学家吕荧先生：
我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吕荧先生，一朵真正瑰丽的鲜花，因勇敢而怒放，也因勇敢而迅即凋谢在狂风恶雨之中。
二、赋诗讽曹禺的教授吴祖光
抗战期间曾经在重庆与多位左翼文人成立“二流堂”文化沙龙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当年不慎陷入“右派”罗网后，被遣送至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在极端艰苦的劳动生活之余，为人耿直的他仍不忘悄悄赋诗填词针砭时弊。针对当时一些“积极向上”文人的“与时俱进文学作品”，悄悄写出了《枕下诗集》，其中一首“七绝·读曹禺《王昭君》”就毫不留情地将笔锋直指前文艺同仁兼老友、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
多年小心谨慎、紧跟形势、长期独享中戏家属院内小洋楼、再也创作不出《雷雨》之类巨著的曹禺同志当时正奉命用“现代革命历史文艺观”编写《昭君出塞》剧本，讴歌当年为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奉献终身的汉皇妃王昭君。
吴祖光先生用一首短诗，区区二十八个字，入木三分地描绘勾勒出了前文学大师曹禺先生当时无可奈何甚至指鹿为马的“创作行为”：
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
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
附注：1.长期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先生原姓万，家宝为其原名。2.王昭君为汉元帝后妃，因拒绝向宫廷画师毛延寿行贿而被画成面容丑陋之女，汉元帝将其赠送匈奴王为妃以示亲善，临行前发现其貌美端庄，但已经不能毁约，只能交匈奴王带走，并一怒杀了欺君瞒上的画师。年青纤弱的王昭君则在蛮邦历尽艰辛并最终葬身于北方荒漠。3.吴祖光妻新凤霞，著名评剧演员，因拒绝有关部门逼迫她与“右派”丈夫离婚的要求而被定为“内控右派”，文革遭批斗致残。4.后来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还奉命“创作”了歌颂魏王曹操全心致力民族统一的剧本《蔡文姬》；5.安居北京旧王府中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则于“文革”鼎盛时期，热情而及时地写出了为李白和杜甫划分阶级成分的革命畅销书《李白与杜甫》；冯友兰、杨荣国、陈旭麓、魏建功、周一良、汤一介及林庚等多位教授学者也纷纷“拿起笔来当刀枪”，引导七亿人民“评法反儒、批林批孔”激情非凡；再后来，大师们又斗志昂扬地举起了“弘扬孔孟学说推广国学经学”大旗以挽国危。
三、请毛刘出证明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真正的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49年谢绝了国民政府的赴台邀请，留在大陆继续自己的历史文学研究。
1953年，刚刚经历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广州中山大学潜心学术研究与教学的陈先生接到了由其昔日门生代转递送的中国科学院“邀他赴京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所）所长”的任命函，此时早已战战兢兢的陈先生左思右想反复斟酌之后，竟然在给中科院领导的答复函里提出了两个特殊的上任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生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为此，作为纯粹学者的他还解释道：“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心存顾虑的陈先生自然没有应召去红红火火的政治中心北京，而坚持留在他认为相对安全的广州中山大学潜心治学，在不断的风雨坎坷中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二十年；“文革”潮起，对革命、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毫无兴趣的陈先生，最后还是被汹涌的“文革”政治恶浪无情吞噬了。
1966年，被后人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位”的一代大师痛别人世前数日，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战旗的红卫兵竟然在其家门外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还把多只高音喇叭安装在陈教授家的窗前，日以继夜地对这位病榻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无情的口诛笔伐，愤怒声讨。
后来被有关部门硬戴上“国学大师”桂冠而自己拒不接受的学者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归来后，1946年在南京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去北京大学任教。在梵文、佛学、印度学和中古史研究方面均造诣深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季羡林教授，1949年以后，同样也没有什么精品大著问世了，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翔实记录自己“五七干校”改造生涯、充满凄凉酸楚回忆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品——《牛棚杂忆》。
其实值得笔者崇敬的中国良知文人还有多位，知名者如跳楼抗议的青年记者戚学奕、跳楼抗议的资深记者兼《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公开袒护徐铸成的编委会秘书温崇实、军旅记者戴煌及青年记者从维熙等，但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介绍，只能改篇再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