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冯玉祥、李大钊与三·一八惨案
1924年10月21日，雄心勃勃的西北军大佬冯玉祥在单独与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博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在北京发动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清末帝溥仪出宫、悬赏缉拿玉帅吴佩孚、成立了“国民军”、恭迎南方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大业（冯部也于1925年3月到7月从苏联朋友那里得到了步枪55857枝、子弹5800万发、配子弹的机关枪230挺、手榴弹10000余枚、大炮48门、迫击炮18门及药品等）；为应对张作霖大帅，冯玉祥又请无兵无势的段祺瑞前总理出山就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1926年初，因张作霖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并携手阎锡山部晋绥军南北东西夹击冯玉祥“国民军”，很快冯玉祥部即陷入了四面楚歌窘境之中。
1926年2月初，为防止驻塘沽的日本海军协防张作霖部舰队，遂令驻当地“国民军”在塘沽外海域布雷扩建炮台要塞，并因此于3月12日与日海军发生了互相炮击军事冲突。此举立即引起英美法意荷比西及日本等国的强烈抗议，八国驻华公使团16日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了“必须维持《辛丑条约》上述地区不得驻军规定”的44小时限期履行的《最后通牒》。北京政府回复公使团称并未违约以做拖延，段祺瑞还要求冯玉祥部立即停止布雷。
面对外国人的强烈抗议，深知仅靠自己区区4万人马绝对难以对抗强敌但足智多谋的冯玉祥很快就构思出了采取轰轰烈烈“反帝反列强爱国主义运动”巧妙化险为夷的超级“韬略”。他在与国内进步势力关系密切的冯大帅迅速与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国民党人、前苏联及中共老朋友）、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及其子李葆华、顾孟余（后国民党改组派重要领导人）、中共资深干部赵世炎、陈乔年（陈独秀之子）、韩麟符及陈毅等人紧急磋商，并随即制定了“动员广大北京学生去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的战略。16与17日，来自北京80多所学校的约5000余学生（对外号称10万人）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游行并后围堵国务院；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后，经李大钊同志的强烈号召（他对担心发生流血事件的游行组织者说：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不敢把我们怎样的；游行组织者李葆华也向组织者高层汇报他们已做了一些防卫准备，如采用较粗的木棍做旗杆，必要时可做防身之器），学生游行队伍又开始围堵段祺瑞的执政府，最后终于酿成了47死200余人伤、震惊中外的三·一八大惨案。
一个月前，与旅居海外的朋友聊天，处理三·一八事件善后的国务总理贾德耀（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及陆军总长）是其姑父的叔外公，因此对民国初期的政治历史及重大事件皆颇为熟悉，也知道颇多的内幕信息。据其姑父回忆，3月15日夜，北京大学生组织负责人赵世炎及学生代表及陈毅（中法大学）二人受组织委托，曾紧急夜访赴贾德耀官邸，报告和协调明天集会游行的具体安排。堂堂国务总理竟然还穿着睡衣出来接见了他俩，并明确告诉他们会命令军队不准开枪，不准还击，但也希望学生能遵守秩序。其姑父还透露，清华大学学生只反帝，不反政府；北京大学学生则既反帝也反政府，因此两校学生组织的分歧还是很大的，清华学生基本没有参与围堵执政府的行动。此外，开枪事件发生后就亲自去现场观察过的姑父还介绍，在现场罹难的学生遗体中，有多位竟然还尚未成年（裸露的身体上还没长出象征性成熟的阴毛）；他也目睹了学生的简易自卫武器——带钉子的木质“狼牙棒”。
三·一八惨案之后，贾德耀总理引咎辞职，冯玉祥大帅又很快与段祺瑞临时执政翻了脸，派鹿钟麟带兵包围了执政府及国务院，逼段祺瑞遁入天津租界。
1949年以后，北洋军阀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和曹汝霖等领袖人物，自然也和“人民公敌”蒋宋孔陈等更多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被铸成了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其中，与当年开枪杀害游行示威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存在密切关系的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自然也难逃其咎，成了一切罪恶皆可装入其中的“大黑锅”，诸如“侩子手”、“大屠夫”、“大军阀”、“独裁者”和“卖国贼”等多顶黑帽自然也从此紧扣其首，直到一九八O年代以后。
一九六三年，惨案发生时担任段祺瑞卫队旅参谋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楚溪春先生在当时的内部出版物《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发表了自己的回忆文章《“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绘声绘色地揭露了大军阀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要表扬凶手”的讲话内容。在中国内战后期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并追随老上司傅作义投奔新政权的楚溪春的回忆原文如下，段祺瑞：“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段祺瑞说此话时在场的还有时任京师警备代总司令兼警察总监的李鸣钟将军）。因楚溪春先生于“文革”中不幸自尽身亡，他所提供的“段祺瑞犯罪证词”的真实性从此也就成了永远难解的历史之迷。
从“文革”结束尤其是“解密历史，还原历史”社会运动开始后，大量被刻意屏蔽、涂抹或篡改的历史真相终于陆续浮出了水面。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包括官方党史研究和出版机构在内，有多篇专题文章或书籍均没有提及段祺瑞下令开枪一事，甚至还出现了“段祺瑞赴现场磕头谢罪和为此终生吃素”的表叙；也有作者用直接采访段氏后人，抄录当年民间媒体的新闻报道或文章等多种方式，如实反映了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的言论与行为。
其中对楚溪春“回忆文章”提出最实质性质疑的，当属段祺瑞的侄儿段宏刚先生。段先生自幼即长期生活在伯父家，惨案发生后他还受伯父派遣立即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了解情况。返回段府后，伯父又命他迅速电招京师军警负责首长来面商。段宏刚回忆，李鸣钟和楚溪春抵达段府后，分别向段执政报告了具体情况，段祺瑞听完报告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段宏刚先生还在楚溪春等揭发者的不实之文中找到了以下几处硬伤：
一、楚溪春说他抵达吉兆胡同段府时，段祺瑞正在和吴清源下围棋，其实吴清源已在此前一年就赴日本了，当时根本不在国内。
二、楚溪春回忆说段祺瑞听取汇报后，对李鸣钟说了一连串极不近情理的话（如“你不能维持北京的治安，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当年亲历谈话全程的段宏刚先生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
三、也有人说惨案发生时，段祺瑞正在执政府内出席国务会议，听卫队旅武团长进来报告后亲自下令开枪的，而事发时段祺瑞其实正在自家府中，下午三时才出席了国务总理贾德耀在段府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故此说纯属谣言。
四、段祺瑞在当天下午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明确表示，“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照录自1926年3月上海《京报》19日讯），因此段执政“要赏卫队旅杀人官兵”一说纯属楚溪春委员的个人虚构。
《文史资料选辑》系我国极左年代中“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文化产品，文章作者都是以各种方式“弃暗投明”（如起义、投诚或改造好获宽大处理）的原民国党政军警宪特官员，所有文章均要求严格按有关部门的规定编写，文章作者突出抬高自己、轻视诋毁他人、歪曲史实和编造事实的事时有发生（典型者如原军统局的沈醉先生，他因谎称“参加昆明起义”和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文革”之前即招致多位前朝遗老名流的严厉驳斥甚至抗议），以至后来有人戏言：当年《文史资料》中的很多“回忆文章”，除了所提及当事人的性别是真实的，其他的内容皆有可能是信笔杜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