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暗投明”的军统少将特务邓葆光

邓葆光，1908~2003，湖北省黄安县高桥人，16岁即考入汉口的武汉中学（其校长兼国文教师及班主任分别为中共大佬董必武和陈潭秋），并因聪慧善文而成为该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27年，邓葆光被汉口一家花行安排到上海的分行任会计。业余闲暇之际除潜心研读经济学书刊外，还将其所闻所感撰写成文章投寄报刊。很快，不足二十岁的他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上海《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论文。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在日本攻研的一年零六个月里，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不久，校方对邓葆光委婉下了驱逐令，邓葆光决只能暂离东京返回中国。

因北平一家报纸即将采用邓葆光的一篇论文，并发函请求其补充一些论据，1935年夏，在北平暂住期间他邂逅了美国姑娘格尼娜，不久，二人即相恋结婚。在美国妻子的帮助下，邓葆光不久后再入东京中央大学研学日本经济，以便更全面地研究掌握日本的侵华战略秘密。因为有了美籍妻子这张护身牌，使他得以频频出入日本图书馆及研究机构查询阅读日本经济学资料。

那段时间，邓葆光因经常在上海《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报》、南京《日本评论》及《时事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论文，也引起了许多读者包括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

在关注他的读者中，还有一位时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副武官胡屏章，胡先生读他的文章后颇感钦佩，经常与此通信交流各自的看法与观点，赏识之余还与邓葆光成了知音好友。1937年邓葆光离日回国抵达上海后，胡先生亲自去机场晤面欢迎欢迎，临别前还给邓葆光写了一封保荐信，信封上写着“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雨农先生收”。邓葆光被荐引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工作，阴差阳错地跨进了军统的大门，成了戴局长在比较情报学方面的得力助手。

武汉即将沦陷时，邓葆光接受戴笠“潜伏武汉”的指令，并担任军统汉口站的经济组长。潜伏期间还通过对驻武汉日军陆海军的调动情况及破译的两条日军电讯信息，并及时电告暂驻驻仙桃的原西北军改编的第128师王劲哉部迅速转移，避免了日军大部队的围歼。后又因汉口站负责人对其产生误解的原因离开武汉经鄂西仙桃由王劲哉师长派人护送辗转多地最后到了陪都重庆。

抵重庆后，邓葆光精心编写的“粉碎日寇以战养战，必设强力机构防止国统区物资外流并赴沦陷区抢购敌人物资”新经济战略报告而受到戴局长的高度赏识，也获得了抗战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认同（很快就在军统局内成立了专门管控国统区物资外流的缉私处及专门赴沦陷区抢购物资的货运局）；不久他即获得破格晋升，取代留美经济学博士科长而担任局本部经济科副科长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邓葆光作为军统局内凤毛麟角的情报比较学专家，还依据1941年秋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新闻，在世界上第一个预测到日本将偷袭美国珍珠港。因为日本既不生产橡胶，而橡胶多产于南方的南洋诸岛，日本只有突袭并占据了南太平洋的美国军事基地，方可取得南洋地区的橡胶。他随即以绝密电报将此分析结论郑重告知了英、美的情报机构，但却没能引起相关国家的重视。珍珠港偷袭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随即发电发函对他表示了感谢与嘉奖。

抗战胜利后，邓葆光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负责接收了侵华日军及汉奸政权收藏的数10万册孤本与善本书籍及大量的经济档案资料，又从数十万册故宫古籍中挑出了70000万册孤善本，存放于他在1947年7月创办的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及东方经济图书馆等三个保密局附属单位中。

1948年深秋，因北方战局急变，国民政府已大势将去，国防部保密局严令邓葆光将他所掌管的日本档案资料尽快全部抢运到台湾，其中包括经济研究所所搜集存放的7万册珍贵古籍（分装为110箱）。接受到毛人凤局长转运任务的邓葆光少将，此时已暗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上，并秘密会晤了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决定将此批国宝完好无损地奉献给新政权。随后他即采用货船难找等办法拖延应付，再托老板朋友垫付运费将110箱国宝悄悄运去了香港。随后又以“赴港避风头”为由报告获准后，携全家潜往香港并租了偏僻房屋藏身。

1949年6月，邓葆光化名邓景行在香港开了家宝丰洋行，平日深居简出。因为一直记挂着藏在香港四环招商局仓库里的图书，认为那地方不十分安全。于是，他又私下搜寻到一处不显山不露水的私人小仓库（中环路永安仓库）存放，并及时与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取得了联系，当时接管国防保密局东方研究所（即后来的国际政治研究所）的中共军代表杜宣只身潜赴港与邓葆光接洽具体事宜。

1950年9月，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因在香港久寻不到110箱国宝及邓葆光，便派出多名特工四处搜索寻找，终于查找到了一年半前由上海迁港并化名邓景行的邓葆光少将。1950年9月12日邓葆光在街头身中9刀，倒在香港红棉酒家的门前。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葆光得幸从死神手中逃脱。港英当局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最后只好采用殡仪馆“运尸车”护送其夫妇离开医院出境至罗湖桥的北头，随后转去了广州。中共代表潘汉年与杨帆闻讯后专门赴广州亲自去医院探望并表彰了这位“用生命为新政权保护国宝”的特大功臣。

邓葆光一家随后迁居到了上海，住进了花园洋房。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及公安局长杨帆也一同前来探视邓葆光，并给他带来了特别兴奋的大喜讯：那批深藏在香港中环路私人仓库的国宝，已全部安全运抵上海，不久将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

但好景不长的是，正当邓葆光准备进一步开展经济研究工作时，横祸从天而降，此前曾与他有直接联系并引导他正式“弃暗投明回到人民队伍”的潘汉年和杨帆在1955年被定为“内奸”并被捕入监。邓葆光自然也受到了株连，被指控为“投诚不诚”，随后获刑7年，被送进了安徽省芜湖附近的劳改农场。1965保外就医后他转至徐州一座煤矿工作，默默无闻地抡着大扫帚日复一日地扫大街（作为杨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杨澄甫的嫡传弟子，他还长期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研究太极拳并义务传教）直到1980年。而他的美国妻子尼娜也毫无理由地从上海被遣送至江苏省某农场“劳动自食其力”了14个月，最后只能忍痛诀别了夫君返回了美国。邓葆光的7年刑期最后竟自动延长到了25年之久。

1980年获平反出狱，并被安排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当年的“抢救国宝特大功臣”及“情报比较学专家”邓葆光因病去世于上海。1980年代，福建电影制片厂还根据其经历，拍摄了彩色故事片《在暗杀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