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农民与知青究竟谁教育谁？
1955年，原伟大领袖毛泽东发表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鼓励学生赴农村农场边疆参加农业劳动；1968年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随后就轰轰烈烈开始了，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全部被要求前往农村、农场或边疆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截止1979年学生下乡政策完全停止，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赴农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余万人，全国近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不包括1969年开始的城镇居民下放农村运动）。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集体大迁移。全国各地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的（笔者家大杂院中插队农村的学生有4名之多）。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最高指示好像是12月20日左右通过晚间新闻向全国人民发布的，校革委会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提前要求班主任安排红卫兵积极分子同学挨家挨户通知已在家“待学”两年多的我们晚上务必去学校集合，收听重要新闻。对红色政权的重要新闻发布，即使自由散漫如笔者这样的“低年级学油子”也不敢公然违抗的。晚上赶到学校后，发现来的同学还真的不少，都聚集在操场上，积极分子班长在忙忙碌碌统计着人数，并通知我们不要走开，一会就要收听重要新闻。
不久后大喇叭响了起来，因为现场人声嘈杂，重要新闻除了那句最为关键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外，其他内容基本都没有听清楚。重要新闻播报完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及文化大革命万岁等革命口号之后，校革委会宣布全体师生上街游行，热烈庆贺最高指示发布。学校事先准备了旗帜、毛主席肖像和标语牌，红卫兵宣传队还敲响了锣鼓。跟在混乱不堪的学生队伍后面，走到了不远处的市中心广场。广场上已挤满了无数的“报喜”学生队伍，嘹亮的口号和激越的锣鼓声震天动地，四周还有探照灯将天空照射的如同白昼。看看自己学校的队伍被挤得七零八落，资深“学油子”笔者也悄悄溜之大吉了。
第二天笔者奔到学校，进教室后发现同学们都在热情洋溢地商量组织“家庭”的事，按照当时的规定，上山下乡的同学可以自由组合三到四人的“家庭”，分配在同一个生产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因此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会一起组成“家庭”。我很快也找到了两个“家庭成员”，三人聚在一起，兴奋无比地规划着今后的新生活。其实此时自己上山下乡的决定还没有告知父母，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五·七干校”改造世界观。下午回家后，心潮澎湃的我只能请示读高三、身患胃病因此没有报名去农村的大姐，她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并告诉我读高一的二姐可能正在学校里报名，她还要我去母亲的学校请示一下留守的校领导，或者请他们代为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
次日上午，我去学校找到革委会女领导，还有一个工宣队员，他俩听了我的问题后，立即表态：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大好事啊，我们坚决支持，你母亲也一定会积极支持的。回家后，我将情况转告了大姐，她也没有表示反对。她实在经不住我不断的纠缠，于是就拿出了她掌管的户口簿，我随即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花了五分钱，不出十分钟就顺利办妥了户口迁移手续。周末父母回家后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反对，后来想想，他们当时绝不敢反对而沦为“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面教员”。
“最高指示”发布不到一周后，在一个雨雪交加的上午，热情向往新生活的我携带着行李，与大批同学乘坐军用卡车冒着雨雪寒风兴致勃勃地离开了故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冒着鹅毛大雪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偏僻落后乡村后，我们的农民新教师最初还是热情欢迎我们这些连初一也没读完的知识青年，为我们准备了住房、柴草与粮食，第一年政府还每个月发7元生活补贴，因此生活还显得无忧无虞。但同时也发现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生产队里除会计是初中毕业生外，包括村支书和生产队长也都是大字识不到几个的小学肄业生，中年以上农民中的文盲就更多了。晚上躺在铺上看着土墙草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个问题，这些贫下中农会如何实施对我们的再教育呢？难道让我们这些急需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中学生跟在他们后面犁田施肥拔草收庄稼就是再教育的全部内容吗？
没过多久，我们这些自由散漫贯了的“待学人员”就开始露出了狐狸尾巴。因为当时正值冬季农闲时期，分布在各大队的同学们为丰富生活就开始了频繁的“大串联”活动。“一家三口”从这个生产队跑到另一个生产队的三人同学家，吃完午餐六个同学再出发奔另一个生产队甚至其他大队的同学家，在最后一家吃饭时，碗筷严重不够了，只能用饭盒盖、茶杯及竹棍代替了。到后来，“串联”队伍甚至会发展到十四五人，没有蔬菜了就去农民家的菜地里偷，再后来还升级到了偷窃农民家的咸肉咸鱼及活鸡活鸭，农民普遍苦不堪言，但又不敢得罪革命知识青年，当地有农民私下议论，这些“城里小老爹不好惹啊，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胆大妄为敢打你，你却不敢打他们，他们还动不动威胁要烧你家的房子，真的没办法啊”。
笔者第二年病退回城后不久，又去二姐插队的农村闲居，很快又与在当地插队的邻居及同学知青联系上了，“现场大串联”、“酗酒闹事”、“偷盗农民蔬菜瓜果鸡鸭鹅”及“知青群体互殴与农民斗殴”之类的事情频频发生，有时甚至会集聚二十余人在公社大街上招摇过市，接到村民反映后，二姐不得不亲自押着笔者强制遣送回了城。因为“待学”期间读了一点封资修书籍，多少也了解一点前苏联政府安排青年学生“屯垦边疆”的苦涩故事；至此也终于发现，除了干农活与维持生计外，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再教育”是压根不会有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来自城市、少不更事且经过了“文革”洗礼的学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农村社会延续了近千年的基本道德、伦理、秩序、稳定与和谐。
针对延续十余年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邓小平在1978年曾经说了这样一句经典话语：“国家花了300个亿，买了3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