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新乡村建设之父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原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一代国学大师，也有人评价他老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先生少年时期尊崇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改良思想，18岁还在读中学但思想求新的他于辛亥革命发生当年随即参加了同盟会平津支部，积极投身新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他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建国之路》、《中国人》、《读书与做人》及《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先生的生平、学识、思想和人格多年前即有所了解，也敬仰非常，但给自己留下最难以磨灭印象的还是梁公八十年前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

1928年，身为大学教授、哲学家、佛学家和国民党中央要员的梁漱溟先生指出：改造中国要从乡村着手，针对农村问题结合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提出了“乡治”主张，并拟定了“建乡治讲习所，加强新乡村建设”的计划。次年，经中央政治会议批准，梁先生在河南省辉县百泉村开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开始招收培训乡村基层工作人员（今日俗语“村干部”或“村官”）。

1930年，为配合乡村建设启蒙教育及宣传，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宣传乡村建设的刊物——《村治》月刊。1931年，梁先生亲赴山东省，在鲁中地区的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自己担任教务长，后任院长，并在邹平和鲁西南地区的菏泽两县农村开始了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实验，以后实验区发展到了山东省的十多个县。

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实验的任务是，以中国沿袭农村社会多年的“乡规民约”与传统道德伦理为基础，结合现代宪政法治精神，培养培训具有现代服务理念的乡村组织工作人员，用现代文化知识、科学知识和卫生健康常识把旧私塾中及不读书的少年儿童请进实验学校免费就学接受教育。

与如今以“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及大拆大建”为主旋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截然不同的是，梁漱溟先生推行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实验的指导原则和终极目标是：“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梁先生谆谆告诫世人：中国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要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作广义的教育功夫，使政治伦理化，救济合作化；务必以乡村“团结自救”的方式，建立“情谊化”的乡村组织（形式上类似今日的村民委员会），确保“乡村文明”目标的最终实现。

山东省邹平县在198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第一个接受海外学者“中国农村社会调查项目”的城市，接待了许多美国学者的驻点调查；同样经历过社会大动荡的小城今天也是山东省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重点。

在1919年震惊华夏的“五四”运动中，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先生不顾当时打打杀杀的“爱国主旋律”，在《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论学生事件》，抨击学生不应以“目的正确”为名在法律之外烧人住宅（赵家楼）打人（章宗祥）。

性情耿直的梁先生于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为“九天”之下的农民生活生存状况大胆冒犯龙颜，他直率地表示：“我想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12日，梁漱溟的发言即被盛怒的最高领袖在大会上揶揄痛斥为兜售腐朽的“孔孟仁政思想”、“反对党总路线政策”，是“破坏工农联盟”的言论；之后，性格倔强的梁教授又在发言中胆大妄为地请最高领袖收回对他说过的不实之词；到18日大会上竟与最高领袖当众发生了激烈的顶撞，甚至要求领袖施出“雅量”允许他发言为自己辩解；最后他遭到了在场政界官员与学界同仁的围剿怒批，有人还大呼要他滚下台去，“一贯反动”、“以笔杀人”及“伪君子”之类的大黑帽铺天盖地向他压来，与最高领袖相识35年的梁教授自此失去了与最高领袖见面叙谈的机会，并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反面教员”。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心怀乡村建设的美好愿景，抱恨与世长辞了。根据老先生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山东省邹平县。

韩复渠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军阀，抗战初期因临阵率部逃跑并勾结日寇而被国民政府军法处决，但他在任山东省主席期间，却对梁教授主持的乡村建设实验却提供了鼎力支持，除提供所需经费外还下令实验区内县乡政府全力配合协助，让梁先生及其团队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后顾之忧。

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是清末“副部级”文官，辛亥革命后痛感进入共和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规则日渐沦丧，在发出“若正义、真诚、良知、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这一沉痛无比的哀叹后，于1918年自己60大寿前毅然自沉北京积水潭而含恨离世，希图以死警醒国人（其墓在“文革”中被炸毁）。

在新农村建设浪潮席卷全国之际，耐心重读梁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他老人家90年前力推的新乡村建设理想与实践，对我们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