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疑云重重的“基洛夫谋杀案”

基洛夫这个名字最初不知是在哪一部前苏联革命电影中听到的，影片中一位联共（布）领导人既伤痛又愤怒地在主席台上大声告诉台下的听众：基洛夫同志离开了我们，丧心病狂的反动派杀害了他！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及斯大林内定接班人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了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前奏曲。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还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疑凶”尼古拉耶夫当月底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卫队长）则在前往受审的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 

“疑凶”尼古拉耶夫1904年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家庭。童年时他就失去了父亲，再加之其身体一直不太好，成年后性情变得暴躁异常。

18岁时，他成为了联共（布）党员；21岁时，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1925年，他与比他大3岁的拉脱维亚姑娘米丽达·德拉乌列结婚，并很快就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他虽然曾经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但他总是不能在任何单位工作很长时间，无数次更换工作之后，1933年10月，他转至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担任党史流动宣传员。

此后不久，党史研究所内部征召党员投入运输系统，可尼古拉耶夫却拒绝到铁路上出长差，理由是他身体不好应该疗养，并且，他还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结果他因此被双开了：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不久尼古拉耶夫的党籍又被恢复，并接到了去工厂工作的建议，然而，曾经拎过公文包的他却不甘心去干体力活，他开始频繁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各位领导人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写信，控诉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他还致信卫生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按他提出的期限及指定的疗养院批准他的疗养申请。当然，这些控诉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作为一个失业者，他甚至被剥夺了食品供应证，他的家庭只能靠其夫人米丽达一人来供养。当时，有15年党龄的米丽达已出任了列宁格勒州重工业局视察员。

除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写控告信之外，尼古拉耶夫还开始写“自传体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报复当权者，并如何准备这次谋杀的。1934年8月，长时间的不得志的尼古拉耶夫已接近疯狂，他不仅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而且还准备轰轰烈烈地死去。“我的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在日记中，尼古拉耶夫还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安德烈·日里亚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他是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谋之一）。显然，尼古拉耶夫已锁定的刺杀目标为当地苏共最高领导人—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夫。

1934年12月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基洛夫进入州委办公大楼斯莫尔尼宫，并沿主楼梯来到了三楼。据基洛夫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就在基洛夫从主走廊拐向左边的走廊准备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后脑中枪倒地。闻声冲出来的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在基洛夫的尸体旁抓住了手持左轮手枪、有些神经质的尼古拉耶夫。15分钟之后，医生将基洛夫抬进其办公室进行无效抢救之际，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丽达随后也被控制起来。

尼古拉耶夫被抓后，立即接受了突审，不过当时他情绪已经失控，直到当晚21时被第二次提审时，他才断断续续地作了较有逻辑性的交待。

关于凶器的情况，安全人员倒是很快就查明了：尼古拉耶夫行刺时所用的左轮手枪，早在1918年他就拥有了，1924年他从苏联政府手中得到了相应的持枪证（编号4396），1930年4月，重新注册（证件编号12296）。

基洛夫在政治局中虽然仅排名第八，但他是斯大林最坚定的追随者，在1920年代初的苏共全党的大辩论中，他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1926年，他赴列宁格勒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州委书记。同时，他和斯大林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斯大林的卫兵在回忆录中曾表示，长时间的聊天之后，斯大林甚至会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基洛夫睡，自己则跑到一边睡沙发。

基洛夫遇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暴跳如雷的斯大林立即下令开始准备特别专列，他要亲赴列宁格勒察问此案。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斯大林带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多位高级领导人乘特别专列赶到了列宁格勒，下车伊始，他就在火车站里痛骂了前来接站的内务局安保人员。

抵达列宁格勒的当天，斯大林就亲自提审了尼古拉耶夫（流传审讯细节之一：斯大林问凶手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凶手马上瘫跪在地，并指着斯大林身后的契卡人员喊道：“是他们逼我干的！”这时几个契卡人员跑到尼古拉耶夫身边用手枪托打他，血迹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耶夫被抬到外边。当场一些人都认为尼古拉耶夫在审讯时被打死了，实际上他被送到监狱医院，费了很大的劲才被救活）。之后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及阿格拉诺夫等人也先后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但在这些审讯中，“疑凶”尼古拉耶夫则供称，他是单独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谋杀。

除提审尼古拉耶夫之外，斯大林在12月2日还决定提审案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案发后随即被捕的基洛夫卫队长鲍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了三楼。然而，就在去见斯大林的路上，鲍利索夫却因车祸死于非命。卫队长鲍利索夫的“车祸死亡”又曝出了以下两个更大的疑团：

·  在基洛夫遇刺之前，鲍利索夫在陪护基洛夫在路边散步时，曾先后两次抓捕了身背装有手枪的书包并悄悄尾随首长的“疑凶”尼古拉耶夫，将其移交当地内务局后，竟然未经立案调查就被“连人带枪”无罪释放了；据说内务局领导还严肃地通知鲍利索夫以后不要再过问此事。

·  按前苏联契卡的惯例，押运重要嫌疑人都会用小汽车，但押送鲍利索夫去接受斯大林审讯时却用了一辆带棚货车；“车祸”发生后，鲍利索夫死了，司机与押送的内务局人员却全部安然无恙。内务局当天还出具了鲍利索夫因汽车事故死亡的“医学鉴定”。其中有活到苏共20大以后的鉴定医生，承认当时的“医学鉴定”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棍棒打击头部致死的。所有押运鲍利索夫的契卡人员后来也都死于大清洗。

当“谋杀案”还在调查中，斯大林就突显了其行事残忍果决的一面，一道由其亲手准备、后被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沙巴瓦尔称之为“恐怖宪章”的命令随即出台了：以后类似案件必须在10天内侦结，极刑判决做出后就需立即执行。

基洛夫的遗体，很快被运到了莫斯科，12月6日，斯大林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葬礼，并为其抬棺。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基洛夫的逝世，是继列宁逝世之后，令党和国家最为痛苦的事情了，那种悲痛甚至超过了捷尔任斯基逝世时的悲痛。”

12月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13名所谓“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处决，在此之前，已有103名前白俄近卫军成员被镇压了。

两个多月后，因丧失革命警惕而被开除出党的“凶手”妻子米丽达也于1935年3月10日被枪决。除米丽达本人之外，她的妹妹及妹夫也同时被镇压了。此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彼得·尼古拉耶夫，米丽达的哥哥彼得·德拉乌列也相继被捕。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姐姐及堂兄也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其母亲则被发配到边远农村居住。

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儿子，6岁的马尔克斯与3岁的列昂尼德，也被送进了福利院。马尔克斯直到80来岁的时候，才从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的档案资料中，第一次看到了他母亲的照片。2005年8月17日，经公民马尔克斯·德拉乌列提出申请，俄联邦总检察院仔细研究相关文件之后正式宣布，尼古拉耶夫之子马尔克斯·德拉乌列系“镇压受害者”，其“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地位被正式确认。遗憾的是马尔克斯一直没能找到任何与弟弟列昂尼德有关的信息。

而尼古拉耶夫全家因之而变得悲惨无比的命运，只是一个更大悲剧的序幕——利用基洛夫遇刺案，斯大林发动了苏联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清洗。

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处决运动，先后牵连到500万以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物和普通百姓，他们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这场血腥的镇压及清洗运动引起全苏联乃至全世界的震惊、关注和困惑，也成了国际共运和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悲剧。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批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受迫害致死者建立纪念碑。

1988年11月26日，苏联“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的“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在大清洗时期无辜的受害者。成群结队的苏联人，在莫斯科展览大厅陈列室看到大量发黄的历史照片、档案材料和书信遗物，惊悉数十万个冤魂在十月革命后遭受种种迫害的惨状，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心潮激荡。至此，这一事件的真相才逐渐公诸于世。

2009年12月1日，在前苏联领导人—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75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解密了一批与基洛夫案相关的文件。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宣布，包括凶手尼古拉耶夫“日记”在内的58套文件，已经移交至圣彼得堡市基洛夫博物馆 。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名为“列宁格勒中心”。12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控告结论，说谋害基洛夫只是这个恐怖组织长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

1934年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李可夫等10多名原反对派成员被捕。在审讯中，季诺维也夫等人断然否认同基洛夫暗杀事件有任何牵连，但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客观上助长了苏联国内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承认对暗杀事件“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但这种承认实际上并不能成为“暗杀活动的后台”罪证。依据审讯结果，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及李可夫等人被判处10年、5年及其他不同期限的监禁；不久后，连同布哈林、托姆斯基等75名“反苏维埃罪犯”一起被无情枪毙了。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杀害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采用“极端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反革命巢穴。在这前后，对被控和“列宁格勒中心”以及“莫斯科总部”有牵连的干部，进行紧急逮捕。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为“基洛夫激流”。前苏联全国性的第一波大清洗正式揭开了帷幕。

由雅戈达领导的英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揭露了杀害基洛夫的卑鄙凶手，证实了这件血腥罪行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反革命集团的命令策划和实施的。但不久之后，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谋杀基洛夫案件与雅戈达本人有密切关系，雅戈达还是反党集团首领托洛茨基的秘密代理人。这个此前权力无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入狱后竟然对所有可以想像得到和难以想像出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包括阻止对落网“疑凶”的立案调查及暗杀基洛夫卫队长），他还承认“被开除出党和解除公职、对领导恨之入骨”的尼古拉耶夫是他在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扎波罗热茨配合下精心选择的一个谋杀执行者；4年后，作恶多端的雅戈达委员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处决了。

关于基洛夫之死，尼基塔·赫鲁晓夫是第一个驳斥官方说法的人。在1956年秘密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 他对谋杀案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应该说，与谋杀基洛夫同志有关的各种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不解、叫人猜不透的地方，需要作最细致的调查。”

赫鲁晓夫除了谈及本文已叙述的几大疑点外，还指出“基洛夫谋杀事件后，列宁格勒内务局负责人被停了职，只受到了很轻的处罚。但在1937年又被枪决了。可以认为，他们后来被处死，是要为基洛夫谋杀事件的组织者灭口。

他们声称卫士长已在车祸中丧生，尽管实际上他是由押送的人杀死的。后来又将杀死他那些人统统枪毙了，有谁能这样干呢？现在正在详细调查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况。”

他在基洛夫遇刺案分析发言中还提醒与会的领导人：清除两三个“层次”上的潜在见证人，这正是斯大林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