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坚，借力打力的情报高手
蔡孟坚，江西省萍乡人，生于1905年，青岛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留学日本庆应大学等多所学校。1920年代后期归国后效力于正在进行二次北伐的南京国民政府，其间23岁的他随温建刚的特工小组奉命秘密潜入军阀控制的华北地区，在廊坊成功策反了奉系军阀的一个师，所获成绩颇丰。策反成功后，由于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机构的改编工作不力，被策反的军阀部队又悄悄移师山东省烟台，回归了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年青的蔡孟坚回到南京后，蒋总司令批评他“年青阅历不足，需要继续深造”，并给了他一张三千元的支票，让他赴日本继续学习，后因接受了新任务而未能成行，但他也始终没有动用这笔资金。
1930年中原大战（俗称“蒋冯阎大战”，汪精卫为反蒋精神领袖）期间，年轻的蔡孟坚又奉命潜赴华中河南地区秘密策反冯阎“反中央联军”的杂牌队伍任应岐师，并在其师部成功窃取了冯玉祥部的最新密电码本，导致“冯阎联军”及汪精卫的“改组派中央”迅速溃败，最后一起归附了南京国民政府。蔡同学高超的情报及特工能力深受蒋总司令的青睐。
1930年8月初，冯玉祥、阎锡山联手汪精卫怒怼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原大战被成功平定后，蔡孟坚随蒋总司令的专列回到了南京，立即向组织部调查处老领导陈立夫秘书长述职汇报工作。陈立夫随即任命他担任组织部“两湖调查员”并要求他尽快赴共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武汉及鄂湘赣地区，协助陆海空军总司令汉口行营主任何成浚濬将军开展“肃匪清谍”工作，稳定地方秩序与治安。
当时的两湖地区，由原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借中原大战之良机而策划指挥的以武汉为中心“城市革命斗争高潮”如火如荼，武汉、长沙、九江及湘南等大量城市乡镇均出现了“革命标语满天飞”、“飞行集会此伏彼起”、“革命分子街头放鞭炮示威来无踪去无影”及“袭警署烧官府抓豪绅”等动荡现象，力量脆弱的两湖地方军警对此一筹莫展（9月2日彭德怀部革命武装甚至还一举攻陷了湖南省会长沙），两湖地区地方的天下大乱情况远远超过了1927年的“宁汉分裂”时期。
单枪匹马赴武汉执行特殊任务的蔡孟坚到任后，随即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缜密细微的调查研究，其间他还乘坐侦察机飞至长沙上空认真观察革命武装的防线及防御工事。年青又无公开军警领导职务的他虽能得到武汉警备司令部缉查处、驻汉宪兵团及警务部门一定程度的协助，但却没有自己随时可以调动的执行队伍，于是他从宪兵团提用了两名在押的共产革命骨干宋惠和及陈某，安排二人与其同吃同住，并完全放弃了例行的监视，每日与二人促膝谈心，进行思想交流沟通并深入了解革命党人的工作方法、习惯及规律。最后宋陈二人自愿诚恳自首，归附政府并戴罪立功，还提供了一份能够有效抓捕革命分子的行动计划。
但没有直属执行机构及行动人员的蔡调查员此时依然无法开展自己的工作。在老将军何成濬主任的引荐安排下，他很快就与活跃在湖北地区的上海-长江红帮首领徐朗西见面洽谈了，并由徐首领推荐了手下能文能武的得力干将、汉口地区红帮大师杨庆山。双方见面深入洽谈后私人情谊日增，杨大师随后为蔡选派了20个身手不凡的年轻门徒作为其基本执行队伍，每人怀揣行营侦缉处的工作证，全天候地执行保卫、跟踪、侦察及抓捕任务。在多名“认罪自首”革命者的引领指认下，迅速抓捕到大量的革命者。
蔡孟坚对陆续抓捕归案的革命分子，基本不采取传统的刑讯，而是为这些被捕者安排安全的住宿与伙食，稳定他们的情绪，再好言好语地说服他们悔过自新，为政府侦破地下革命组织戴罪立功。因为所有的骨干领导都频繁地采用化名或假名且居无定所，因此大多数下级成员都只是通过开会或行动才认识了自己上级领导人的相貌，其他情况却一无所知。于是蔡孟坚便安排若干便衣侦缉队员带着一名“自首人员”，从早到晚在汉口武昌及汉阳的大街小巷中转悠，一旦“自首者”偶遇了其同党并上前交谈或指认，隐藏在附近的侦缉队员便立即实施抓捕，软禁后再对其做自新辅导工作。愿意“自新”的革命分子若在一段时间后始终没能指认出一个同党，蔡孟坚就只能公事公办地将其移交给行营军法处，同时也无法再保证对其宽大处理的承诺；“自新者”如果能指认出一个上级，则会得到一笔重赏。
1930年11月下旬，蔡孟坚通过新抓捕“自新人员”的举报，还及时粉碎了一宗刺杀蒋总司令的大案。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并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蒋总司令在庐山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军事会议”，闭幕后准备再赴汉口视察并出席武汉各界人士举办的“欢迎蒋总司令及讨逆胜利庆祝大会”。就在蒋介石抵达汉口数日前，蔡调查员的业余侦稽组侦破了一个潜伏革命组织，抓获了其负责人夏华（亦名华夏），愿意自首归附政府的夏同志供出欢迎蒋总司令大会的会务筹备机构已被革命者完全控制，并精心制定了“编成24个能够进入会场的特别行动小组、每组5人、每人身上均暗藏手榴弹、待蒋总司令登上演讲台后就齐投掷手榴弹将其炸毙”的刺杀行动计划。
获悉此骇人听闻的刺杀计划后，蔡孟坚迅速根据夏华的供词，按图索骥一一抓捕了所有的行动人员，并立即赶赴九江随刚刚从南京赶来的长官陈立夫上庐山向总司令当面禀报了这一意外情况。在力劝蒋介石取消赴汉口计划无果后，蔡调查员又随即下山赶回武汉，及时向行营何主任汇报具体情况后，迅速对武汉尤其汉口地区的军警宪特力量重新做了严密部署，改变了蒋介石及随员的上岸码头，取消了欢迎及庆祝大会。蒋总司令即将遭遇的这一次刺杀就因蔡同学的兢兢业业工作而化险为夷了。
蒋总司令对蔡同学的工作能力极为赞赏，在蔡孟坚离庐山前即给他发了一万元特别奖金，还给了25岁的他一份“授予少将参议”的手令回武汉行营补履任命铨叙手续。随后还下令在武汉行营设立了专门“肃匪清谍”的专门侦稽处。而蔡少将则把自己的一万元奖金分做两份，5000元馈赠给红帮参与行动的骨干，5000元给了那些自首革命者用于创办《醒报》及生活补助。
蔡孟坚在武汉地区“借力打力，雷厉风行”打击革命组织的行动很快就被部分自首后又反水的革命者秘密向上海中央汇报了。上海中央十分愤怒，随即下达了立即处决反动分子蔡孟坚的命令，并拨付了7500元特别行动费。1931年2月21日，五男二女自首又反戈一击的革命者秘密策划了借《醒报》创刊筹备会之机处置蔡孟坚及叛徒宋惠和的行动计划，但却因蔡孟坚当晚流连于麻将桌不愿赴会而意外失败，他们只能在杀了宋某后按既定计划逃上了去上海的客轮，在接到遭遇刀砍却侥幸没有气绝的宋某及时报警后，蔡少将迅速赶到现场并立即下令警务部门推延了客轮的启航时间，执行任务的革命者除一人跳江外，其余六人均被捕并移交军法处审理。
后来，蔡孟坚又借用被捕的“自首又反水革命者”尤崇新的积极协助，在汉口小高尔夫球场附近成功抓捕了后来沦为大名鼎鼎革命大叛徒的顾顺章并押解至南京。自1930年到1932年11月，蔡孟坚领导的行营稽查处侦破了武汉地区革命者的200余个地下情报联络机构，抓捕了包括重要骨干在内的370余名革命者，查获了大小武器8000余件；李立三领导执行的“城市斗争路线”也因连续遭受重创而彻底偃旗息鼓了。此外，蔡孟坚的行营侦稽处还根据已侦破案件挖出的重要线索，又陆续侦破了鄂西、湘东、湘南、九江、安庆、南京、上海、天津及唐山多地的“兵运及民运”地下革命者组织。
1932年11月，蔡孟坚少将把行营侦缉处的业务移交给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后，先后担任湖北省及武汉特别市警察局长，基本告别了专业情报指挥工作；抗战爆发后，反对“焦土抗战”政策的他改任军政部（兵工厂及重要设施）监护总队长；1941年甘肃省兰州撤县建市，36岁的他应省主席谷正伦之邀担任首任市长，亲力亲为地为兰州新城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6年初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6月调任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7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3月始历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参事室参事、蒋介石总统驻日本私人代表、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及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蔡孟坚将军退休后客居于日本及美国，居家修身养性期间著书立说，其作品有《能够改变中国的两件事》和《蔡孟坚回忆录》。
1976年，蔡孟坚还联络游说台湾蒋经国总统为患病住加拿大公益医院医治的昔日恩人张国焘寄赠了10000美元慰问金（张病逝后蒋经国又馈赠了3500美元丧葬金给其妻杨子烈，均由蔡孟坚代转）。2001年1月蔡孟坚将军以96岁高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尼维尔市寓所内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