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国酒”茅台的辉煌发家史

茅台酒，作为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长期的“高粱酒头牌贵族”（国宴专门用酒），后来随着“三公消费”的飓风更是扶摇直上，身价剧增，数年前竟然还试图申请注册“国酒”商标，以图从此傲据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首；后来又因“八项规定”整肃怒潮而致经营状况呈现急转直下局面，再加中枢军头衙门一纸反腐禁令，竟如三九天冰雪浇身，让正处亢奋升腾中的“白酒贵族”寒彻心肺，坚挺股价酒价和声誉也应声大跌；苦熬数年后，总算在2018年又一次欢天喜地迎来了“茅台新春”，股价酒价比翼双飞，当年产量疾速升至惊人喜人的46100吨（1953年为36吨）。在这一惊一乍的跌宕起伏之间，不禁也让人忆起了这个红色国家头牌“白酒贵族”令人惊心动魄的发家史。

如今当红华夏乃至全球的“国酒茅台”在六十多年前却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私酒茅台”，国企茅台酒厂只是当地政府1950年至1953年间用“没收”、“接管”和“赎买”三种方式，在征收仁怀县三大私营烧坊基础上建成的。

由江西裔贵州商人华联辉兴建于满清咸丰年间、1949年即拥有窖坑18个、年产茅台美酒2.1万公斤、曾为中国在1915年捧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金奖的成义烧坊，其家族产业以后还从酒业陆续拓宽到盐业、教育、文化出版（交通书局）和金融，然而在乾坤逆转的1951年成义烧坊却因政府的“国有化”政策需要，以1.3万元被政府“收购”了；烧坊最后的主人华问渠老先生最初还能在新政权中担任这“委员”和那“代表”，经历了其后紧锣密鼓的政治运动后则从此失业潦倒了，只能无奈地独居在破茅草房里苦度余生；多年遭政治歧视的华氏后人至今竟然还蜗居在1980年代茅台酒厂勉强补偿的60平方米破旧公房中；烧坊最后主人的曾外孙文嘉禾最近告诉采访的记者，当年政府给的那点“收购费”其实连遣散工人的开支都不够的。

创办于1879年的茅台镇荣和烧坊，其产业最后的主人王秉乾因“通匪罪”被杀而遭没收。年青时“追求进步”的王秉乾，和后来成为贵州省委书记的周林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韩念龙是同乡学友，三人悄悄离家投奔革命后不久，王秉乾同学即被其母强行叫回了家，没想到1950年却因莫名其妙的“通匪罪”丢了性命，而法院“判决书”上“可保留其工商财产和城市房屋”的判决内容也在1952年被当地政府随意否定了，荣和烧坊被没收后并入了刚刚建成的国有茅台酒厂；无家可归的王母携带三个孙儿只能在昔日女佣家借居了几十年，而王秉乾的两代后人在1980年代则都成了含辛茹苦追索自家私产的上 访户。

1938年接手亏损小烧坊自己经营、以后发展成茅台镇产酒量最高（3.25万公斤）、企业管理也最现代化的恒兴烧坊（后改名为酒业，最早注册了“赖茅”商标，最早将茅台酒出口到海外），在勤奋精明的老板赖永初管理下，迅速取得斐然成绩，到抗战胜利后，已成了集酒业、银行、土产和矿产为一体的贵阳富商。

新政权之初，坚信自己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商人从而谢绝迁台湾邀请的赖永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也和成义烧坊的华老板一样担任过什么“委员”或“代表”，1950年还随团去北京上海受到朱德和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但好景不长的是，两年后赖永初即因“盗窃巨量国家黄金罪”被判十年徒刑，拘押两年后又获平反释放，但从此失去了职业，被迫和儿子赖世强及后人一起踏上了“扛苦力、谋生计、挨批斗、下农村、维私权”的漫漫艰辛路；自己的恒兴酒厂则在其“服刑”期间被政府从自己的大管家手中“接管”，并转给了国有茅台酒厂。

五十多年后，如同服用了超级伟哥而“神奇般崛起”的国企茅台酒业在迅速飞天，在开怀大笑，在积极引领高层消费，在大幅拉动GDP；而当年的私企茅台酒业老板的后人们，却在前三十年的哀伤哭泣之后，又在为自己先人及其企业的名誉权、私人企业产权和房产权，含辛茹苦、经年累月地奔走呼号、诉讼打官司，天天期盼着公正公平而圆满的结局。

虽然在国家GDP大盘中占据重要份额、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企茅台集团及其国酒茅台在新世纪的第12个年头，也突然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警报声开始灰头土脸地走了一段时间的下坡路，但瘦死骆驼绝对比马肥，不到6年后茅台酒业又傲然崛起，再次展现了飞天般的辉煌业绩，看看以下金光灿烂的数据与荣誉，就能知道茅台酒业究竟有多强了：

·  员工总数超过40000人，集团旗下全资、控股及参股公司38家（不含贴牌委托代工企业）；

·  中国酒业百强榜首；总资产2304亿元；品牌价值537.55亿美元；

·  中国证券A股市场市值前10强，总市值22737.18亿元；

·  全球500大品牌榜单第32位，入围全球500强企业榜单

相信了不起的茅台酒今后一定还能创造出更灿烂更辉煌更惊天动地的飞天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