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济时将军细解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密
从1932年1月初开始，在“九·一八事变”中轻而易举拿下东北张少帅老巢沈阳乃至东三省全境的日本侵略者又在淞沪地区快速集聚军事力量，并假借发生在中旬的“日僧事件”挑起事端，企图以强大的武力再一举拿下我国最大的国际商业港口城市上海。鉴于在沪敌我军力的巨大差距（当时驻沪守军只有第19路军第78师一万余部队、吴淞要塞守备队及上海市警察大队）、数百万中外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危和期望国际联盟调停等多种原因，国民政府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只能忍辱负重地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四项通牒”以求事端能得到和平解决。原先以为“通牒”难以被中方接受、出兵肯定顺理成章的日寇，在诡计不逞后随即在1月28日又提出了“新通牒”：要求驻闸北区域内的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出，以便其“有效保护”在沪日侨。在“新通牒”送交、我方尚未答复的三十分钟后，即由天通庵兵分三路向我闸北守军发起了大规模攻击，打响了侵略战争的第一枪。
令南犯日军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装备精良且气势汹汹的日军在天通庵车站、火车北站、江湾要塞、虬江路和宝山路等多地均遭到我警察大队、宪兵连和第19路军78师官兵的顽强阻击和反击，经历一昼夜殊死激战后，多处失地被收复，日本侵略军被毙伤一千余人，不得不丢盔弃甲狼狈退出了闸北地区，日寇“四小时占领闸北的迷梦，于是全被粉碎”（俞济时语）。当然，上海外国租界之外地区居民的财产、生命、商铺店家和公共建筑设施也因日寇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而遭遇了巨大的损失。
1月30日，蒋委员长以在野之身向全国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抗日通电》，号召全军将士“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针对日军大批海军、空军、陆战队及弹药物资连日来源源不断运抵上海，国民政府于同日紧急电令，组成了由拱卫京畿的两个德械陆军师及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混编的第5军，张治中任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王敬久任副军长，祝绍周任军参谋长，并按限期开赴淞沪前线结集，接受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全权指挥。其中驻南京的第87师先头部队孙元良旅限2月8日前抵南翔地区；驻杭州的第88师由师长俞济时亲率，限2月5日前急进至苏州集结；2月9日向上海市北郊地区快速推进；第5军必须于2月13日全部进驻淞沪指定防区。
根据蒋光鼐和蔡廷锴等第19路军高级指挥官们事先制定且不容张治中军长抵沪后再认真研讨的作战计划，俞济时将军的第88师（不含已调去配属右翼军第19军的独立旅3个团）被列为左翼军一部，奉命负责江湾镇以北至蕴藻浜以南约七、八公里宽区域（包括部分蕴藻浜河防及黄浦江江防在内）的重要御敌任务。第88师自2月18日与第19路军完成换防至淞沪战事结束，即开始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恶劣条件下参与了大小数百次恶战，毙伤日寇数千名，但所部官兵也伤亡惨重。伤亡已达2900余人的第88师在2月21日至23日三天激战结束后，奉命调大场庙行间整补。刚刚完成整补、作战部队已由4个团缩编为4个营、官兵互不认识的部队又奉紧急军令于25日重赴前线，接替第19军及第87师小场庙与庙行等地的防务，并以血肉之躯向江湾庙行之间的精锐日军发起猛烈攻击。“附近民房多被炸毁，战地满目疮痍，军民尸体遍地，甚至腐臭四溢，沟渠皆赤，身为抗战将领，缅怀袍泽忠魂，洵不禁伤神，不得已我军乃决定与2月26日晚自动撤离江湾镇待机反攻。”（黑体字均为俞济时将军语）
为了还原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完整史实，为了让昔日的袍泽弟兄和为国捐躯的英烈们都能无忧无怨地长眠于地下，作为居住在台湾参与过该役的唯一师级指挥官的俞济时将军在参加了1980年的“一·二八淞沪之役”口述历史座谈会后，决定“以七十八岁老兵，不揣谫陋，广事蒐集当时有关史实，俾有所校正”后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总期本文能将一二八淞沪战役之真相，呈献于邦人君子之前”。
初稿完成后，为确保史实准确严谨，俞将军除在国防部史政局调阅相关档案资料认真复核外，又寄回忆录初稿于当时的孙元良旅长审阅指正；经孙将军推荐，又邀时居台北的当年第87师和88师的参战团长张世希、刘安祺和施觉民诸将军，晤面一起审核研讨书中的史实。俞将军在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中对现存官方与海内外民间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史料做出了诸多纠正、勘误与补充；将当年在淞沪战场英勇阵亡的4051名官兵的姓氏简况尽列成表（不含失踪官兵）；客观记录赞扬了第19路军官兵的英勇战绩，还回顾了该军参谋长戴戟、师长毛维寿、副师长兼旅长张炎和旅长翁照垣等志同道合的战地朋友。
他在回忆录中还首次透露蒋委员长还要求第5军将领不得宣传本部队的任何战绩，将所有的战绩战功都记在第19路军头上（因此也导致当时的新闻媒体将第19路军的神勇善战和英勇不屈捧得全国家喻户晓，基本忽略了第5军的作用）；此外，他还对当年第19路军总指挥部在敌情判断、地形判断、作战指导、兵力部署、阵地工事构筑和预备队控制及运用等六个重要决策方面的失察及错误发表了自己的专业评论，本文特摘录若干要点如下以飨读者：
一．一·二八淞沪战役后迄今，出现在国防部史政局军史档案和民间文献中的主要战史资料大多都根据第19路军当年的战报所编写，在事实方面存在诸多的遗漏、差误失真，甚至张冠李戴的记录，尤其是对配合作战的第5军部队所参与的战斗，有相当部分的漏记或错记。
二．以蒋光鼐、蔡廷锴和赵一肩（参谋处长）为主的第19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将领，不顾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对该部的倾力支持（蒋介石曾多次亲自致电驻沪各部队军师长，嘱其“对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绝对服从”；“抗日为民族存亡之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辱，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辱，绝无彼此荣辱之分。”），却在共同作战期间，屡屡实施有损精诚团结之言行，典型者如：第5军张治中军长刚在南翔火车站下车，即被逼去蒋光鼐的指挥部，令其不容商量地接受了事先已制定的作战计划；第19路军还四处散步传言，指责“第87师宋希濂旅奉命到苏州集结是为了监视该部”；甚至还通过租界里的新闻媒体，散布“第五军奉命撤退导致十九路军部队左侧背受敌，撤退中不顾配属部队（翁照垣旅）安危”之类的不实之词。
三．第19路军总指挥部在敌情判断方面，因局限于闸北方面既有的敌海军陆战队兵力，从而疏忽了敌人通过长江口再经黄浦江源源不断补充的后续兵力，导致了屯重兵于江湾镇以南的错误决策。
四．在地形判断判断方面，既忽略了“蕴藻浜至江湾镇之间及沿江地区地形开阔平坦，既利于敌人地面与空军部队会同沿江登陆部队同时进攻我闸北守军后背，但也利于我大军发挥统合战力逼敌人正面决战”的特点，也忽略了闸北及以南地区既有外国租界，更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及桥梁以为屏障，易守难攻，完全无需将此区域视为整个战役的攻防重点。
五．在作战指导和兵力部署方面，总指挥部违背最高统帅多次电令，一厢情愿地将与敌决战区域设定在闸北至江湾镇之间，而非以后战事最惨烈又成为敌人实际海上补给线的江湾以北至庙行之间，从而错误地将江湾以南地区（包括市南区和沪西虹桥）定为大军屯集的右翼军驻防区，由第19路军的大部兵力再加上配属部队（共21个团）驻扎其间；而把江湾镇以北至蕴藻浜及黄浦江沿岸大片区域划为左翼军驻防区，由第5军第87、88两师防守（第88师独立旅3个团已配属第19路军，517团也配属19路军翁照垣旅驻守吴淞）。俞济时将军受命后曾与参谋长宣铁吾将军及第87师副师长王敬久将军一起面禀张治中军长，表示该师所驻防的六七公里宽区域肯定会成为日军进攻的正面，必须控制有强大的预备队，因此应由两师部队共同驻守，但张治中军长表示驻防计划已不容更改，我们只能遵命而为了。
六．在阵地和工事构筑方面，第5军部队抵达淞沪前线于2月18日接收第19路军驻防阵地后，发现阵地设施、据点工事及战壕掩体均极为简陋，于是连夜修筑加固，但苦于缺工缺料且时间紧迫，导致20日该军各部队均在遭遇日军凶猛进攻时伤亡严重。
七．在预备队控制及运用方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完全无视基本军事规则，更置大局于不顾，第19路军总指挥部仅控制补充一、二团作为机动部队，强大的预备队均掌握在各师手中，以便友军告急求援之际推诿敷衍；而第5军仅留第87师孙元良旅2个团（缺配属翁照垣旅的一个营）作为总预备队，战场出现危难时各师只能以自己的工兵营和特务营作为预备队出击杀敌。俞济时指出：“十九路军控制着强大的预备队不予及时转用，终形成战场游兵，坐令敌军自浏河登陆，陷淞沪战役于彻底失败，此岂革命将领所应出者，能不浩叹！”
俞将军通过对上述各方面的缜密分析后，认为带兵征战多年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在“敌情判断、地形判断、作战指导、兵力部署、阵地工事构筑和预备队控制及运用”等六个重要决策方面“所以有此重大错失者，当非学识问题，乃属政治问题”；他还指出蒋光鼐属于“好好先生”，十九路军的军政大事均为骄横跋扈的蔡廷锴所左右，并为蒋蔡二人的所作所为归纳出如下三大模式：
1．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抵触时，以维护其个人利益为前提；2．利用当时风起云涌之抗日情势，处处以抗日先锋自居，企图在抗日战役中，达到其个人英雄主义之目的，捞取政治资本。3．一贯秉承军阀习气，为保存自己实力，不惜牺牲他人，甚至故造陷阱，排挤友军，牺牲友军。（1933年底，奉命驻扎福建江西地区剿匪的蒋光鼐、蔡廷锴等又率领因抗日而名扬全国的第19路军追随他们的“精神领袖”兼“职业反蒋政客”李济深及一·二八抗战期间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秘密联络赣闽“红军”，大张旗鼓地实施叛国叛党军事政治活动，兵败后随李济深等反蒋大佬流亡躲避在海外及两广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因蒋委员长的宽容大度，原福建事变的“叛军首领”之一的蔡廷锴竟然又被委任为第26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与了桂南会战但所获战绩平平。笔者注）。
【附注】：一·二八淞沪战役初期，驻沪日军兵力为海军陆战队一万三千余人，在乡军人三千余人，装甲车六十余辆，飞机五十余架，军舰二十余艘；到2月28日第四期作战开始时，其总兵力已增加到：陆军师团4个、陆军混成旅团2个、海军陆战队一万三千余人、在乡军人三千余人、飞机一百余架、装甲车大队和战车大队各1个、第三舰队（拥有包括航空母舰、配备有远程重炮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等各类军舰约四十艘）,总兵力约9万余人。而驻淞沪地区的国民政府军队仅有第19路军3个师、第5军2个师、军校教导总队、上海警察大队、宪兵6团及战力有限的东北义勇军大队；海军力量基本无；除陆军师团一级部队配备有少量山炮野炮外，基层部队主要使用的都是迫击炮，重炮及战防炮力量基本无；空军方面除了由南京出发助战的2个中队战机外，空军力量基本无；防空方面除各陆军师团一级部队配有少量高射炮及高射机枪外，防空力量基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