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回顾那些年的“黄色歌曲”
1963年左右，笔者就读的小学及附近的工厂就开始用大喇叭在课间工间休息期间播放《洗衣歌》、《逛新城》、《草原之夜》、《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走在大路上》及《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歌曲，但时而也会播放一些后来被判为“黄色或反动歌曲”并被严格禁播禁唱的电影歌曲，如《蝴蝶泉》、《婚誓》、《芦笙恋歌》、《怀念战友》、《送别》、《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大阪城的姑娘》、《红珊瑚》、《谁不说俺家乡好》及《西边的太阳》等；居民在自己家里或大杂院中吟唱一些苏联、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及古巴的异国歌曲也不属违禁事项；笔者一家在春节期间都会在陋室中自办小型家庭文艺晚会，喜爱音乐的大哥二哥及二姐还会为家人献演外国情歌《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山楂树》、《宝贝》、《鸽子》及国产情歌《十五的月亮》。
自1964年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运动兴起，包括《冰山上来客》、《洪湖赤卫队》、《怒潮》、《早春二月》、《兵临城下》、《五朵金花》、《芦笙恋》、《红日》、《逆风千里》、《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及《护士日记》等几十部电影艺术及文学作品遭批判后，相关的电影歌曲均因涉嫌“反动或黄色被全部被下架雪藏，但民间或个人适当的传唱仍未被明令禁止。
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潮起，数量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连同上述影片、歌曲与书籍一起被判定为“封资修”甚至“反动”产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不计其数的相关唱片、录音带、歌谱、杂志及各类书籍都被付之一炬，在小脚裤、卷烫发、高跟或尖头皮鞋都会被当街剪去或砸烂的“破四旧立四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初期，已经绝没有人敢公然吟唱“黄色歌曲”或“反动歌曲”以身试法了，全国城乡上下《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造反有理》、《毛语录歌》及《毛诗词歌》等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从早到晚唱得响彻云霄，惊天动地。
自大革命第二年初开始，斗争大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的利剑长矛转而刺向隐藏党和政府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就开始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及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而“大字报、大辩论、大造反、大夺权”，继而又挖出了资产阶级在党、军队及政府中的代理人“彭陆罗杨”、“61个大叛徒”及“政治小爬虫王关戚”，最后又揪出了位更高权更重且死不悔改的大走资派“刘邓陶”，全国造反派组织中的“革命与保皇之争”也日益白热化，因此对此前的“地富反坏右”、“旧社会残渣余孽及一般“牛鬼蛇神”的斗争批判与管制也开始逐渐放松了。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席卷全国，1700余万城镇大专高初中学生急如星火地开赴全国各地农村。随着“插队知识青年”这个自由散漫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黄色甚至反动歌曲”也开始逐渐回潮，笔者去农村落户后，在与同村贫下中农及革命群众的第一次联欢晚会上，就听到一位农村少妇毫无顾忌地吟唱了老情歌《十五的月亮》，中年生产队长还用二胡为她伴奏。笔者见此情景，还真的为这些胆大妄为的贫下中农暗暗担心，同时也有些许的敬佩之情。
后来，知识青年们唱“西方资产阶级黄色歌曲”发展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在农田里唱，在打谷场上唱，在大路上唱，在自己的茅舍中唱，真的不知道那些质朴的贫下中农干部是不愿意管，还是他们压根听不懂。
在那一阶段中，笔者跟各色各样的知青同学或朋友学会了大量中外“资产阶级黄色或腐朽歌曲”，现在还能记住的歌名有：《星星索》、《小路》、《红河谷》、《哎哟妈妈》、《桑塔露琪亚》、《俪歌》、《三套车》、《老黑奴》、《我的太阳》、《秋水伊人》及《何日君再来》。再后来，南京知青任某毅填词编辑的著名《知青之歌》及其他一些涉嫌“反动”的“知青歌曲”迅速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流传得人人耳熟能详（青年作者因省革委会高层领导的偶然干预，从死刑改判了10年有期刑）。
在那些年中，城市与农村在对“黄色歌曲”的管控力度上是明显存着巨大区别的。笔者几个月后病退回城，知识青年的身份又变成了“社会青年”，为了指望街道革委会能尽快给自己分配一份理想的工作，平时除了与逗留城市的知青同学朋友悠悠岁月外（偶尔也会“寻衅滋事”），有时还不得不去居委会参加一点“批判封资修、深挖阶级敌人”的革命活动。在等候开会期间，自己也会与混夹在会场外群众中的“留城知青”情不自禁地哼唱几首“黄色歌曲”，说些乱七八糟的笑话。又一次会议结束后，街道革委会的驻点女干事让我留下说点事。为人和善的女干事低声对我说；有人（后来知道是某“积极分子”大妈）反映你经常唱黄色歌曲，你必须注意啊，年青人一定要争取进步啊。当时性情暴躁的我听她说了此事后，非常不悦，便理直气壮地回答，是什么人反映的，最好请她来与我当面对质。女干事语气平和地说，当面对质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最后她还用当时的套话要求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四十多年之后，通过一桩“音乐青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离奇案件，我才知道那位中年女干事确实属于心地善良者而非极左干部，她当时对我唱“黄色歌曲”问题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处理，肯定让我这个“家庭出身恶劣者”规避了某种后果极为可怕的风险。那个由十余位青年音乐爱好者组成的小团队，因为经常聚在一起拉小提琴，欣赏、演奏和评论欧洲古典音乐，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其成员全部被捕，“首犯”青年李某及其母亲林某被同会场处以极刑并同车押赴刑场执行，“从犯”均获重刑，笔者后来结识的工程师“从犯”方某获刑10年，恰好到刑期届满时才获平反。方先生后来还精心创作出版了纪实体小说《慧园里6号—母子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