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陈垣的思想改造之路

陈垣与弟子启功合影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1971,出生于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一药商家庭，民国时期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杰出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及教育家。

科考未能及第的陈垣自青年时期就开始就积极参加反清反帝等各种社会活动，先后与同仁好友创办了广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及北京平民中学。还先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主教会北平辅仁大学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1926-1952年，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民国时期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陈垣在“大学院系调整”之前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之后又担任了新政权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秋，改任辅仁大学撤销后被拆分出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当时的院系调整政策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大学全部撤销校名及校董会，并由新政府派干部接管校园与设备设施，外籍教职员工一律要求离境或回国，私立大学则模仿前苏联高教体制进行大规模拆分后并入公立学校，当时被撤销的知名教会大学除辅仁大学外，还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湘雅医学院、长沙雅礼书院、湖北文华书院、津沽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之江大学等。

1949年5月11日，69高龄的陈垣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赴台邀请，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不久之后他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致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胡适先生曾对人述说，陈的信函并非其本人文风），与昔日的文化同仁兼挚友断然分道扬镳了；1952年3月，陈垣“承认自己二十多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的检讨书发布在《光明日报》上，并受到有关部门领导人的表扬，也自此开始了踏上了“不断否定与批判自己”的世界观改造道路。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积极的表现。他还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自我批判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称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

1959年，颇善与时俱进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基本弃书搁笔投身革命运动，并络绎不绝地应召出席各种各样的大会、招待会、宴会或追悼会；轰轰烈烈“文革”开始后，他被有关部门“软禁保护”，在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及陈寅恪等多位史学家不幸罹难后不久，陈垣先生也于1971年于软禁中衔恨西游了。

陈垣大师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及《元典章校补》等多部，其中写成于1919～1923年的《古教四考》更为他奠定了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史学上的大师地位；他与陈寅恪曾被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及钱穆被并称为中国“史学四大家”。 

其部分著述还都成了中国史学领域的经典作品，其中有诸多著述还被译为英文与日文，在美国、德国及日本多国出版；当年还被史学界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之一。1951年11月，最高革命领袖甚至还在政协会议后的国宴上当众介绍陈垣教授为“我们国家的国宝”。但非常可惜的是，六十余年间著述等身的陈大师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中，可能因为革命工作太忙的原因，竟然只撰写发表了20余篇短文或几个个单行本。

在抗日战争期间，身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倒也有过爱学校爱师生爱国家的多项义举。因该校创办方罗马天主教廷与纳粹德国及法西斯日本两国的特殊关系，辅仁大学师生员工没有全部西迁而继续留在北平，平时也较少受到日伪政权的骚扰侵犯，即使在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变之后，该校竟然还能继续保持“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教材”的特殊待遇（而英美等国基督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在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及陆志伟校长等25名教职员随即就被日军拘捕关押了），辅仁大学在陈垣校长的默许支持下，成了隐匿大量中央地下工作人员及爱国人士的“故都抗日大本营”。

但自1943年开始，辅大的情况却在向恶劣的方向发展，日本占领军开始向辅仁大学频频伸出了魔爪。陈垣校长在婉转拒绝了日本占领当局“安排伪华北临时政府挂名最高顾问曹汝霖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的训令后，感到恐惧的他也准备在大弟子柴德赓教授的帮助下，秘密潜离北平逃往西南大后方。但在学校教务长雷冕先生的哭求下，为了保护2000师生员工及校产的安全，他毅然放弃了逃离计划，继续留在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