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毕生追赶进步”的哲学大师
冯友兰，字芝生，1895～1990，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赴美国师从柏格森及约翰·杜威专研哲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及《贞元六书》等，并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古代哲学在海外的传播推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国期间有“现代新儒家”之美誉。
1934年，毕生追赶进步的冯友兰教授赴捷克布拉格出席“国际第八届哲学会议”，会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场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他还通过具体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尊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两次讲演随即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1935年10月底11月初，他被国民政府警务部门视作政治嫌疑犯拘留审讯。
此举遂引起了全国舆论哗然，出面抗议者甚众（其中包括职业异见作家鲁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冯友兰在被关押、讯问数日后即获释。此事件对他的震动颇大，但他也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及政府一刀两断，反而亲自修书恭呈蒋委员长请求原宥，蒋原谅并宴请了他，还安排其担任国民党六大代表及大会主席团成员。
冯友兰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的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1946年，他借助自己撰写的《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等“贞元六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并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
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追求学术思想进步的重大转型期 。新政权成立后，冯友兰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与时俱进地撰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冯友兰院长还亲自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情文并茂的碑文），清华大学返回北平。1946年冯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的讲稿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7年，中共在内战中节节取胜，冯友兰担心新政权成立后中美会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坚拒国民政府赴台邀请的他还与革命师生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并自任主任。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了学校的本兼各职，担任新政权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与仕途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光荣参加了开国盛典后，因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遂于10月5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您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主席很快就给冯友兰写了如下的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随后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个人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会的重点对象，不断被要求检讨认罪。1956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冯友兰亦受到了无情批判，头戴反动学术权威黑帽的他每月只能领取12元生活费，自家四合院中也住进了多户人家，每天负责清扫附近的街道；冬季因无钱购买取暖用煤，有时不得不披上旧麻袋御寒；因自己急病医院却不安排手术，冯教授竟然下跪哀求相关领导。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友兰这才得以离开了牛棚，恢复了人身自由及正常待遇。
1973年10月，北大与清华大批判组（梁效）成立时，毕生追赶进步的冯教授与周一良及魏建功等教授同被任命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在中央 政治 局联络员谢静宜的领导下，和群众一起积极批林批孔。“梁效”分为写作组和材料组，之后从材料组又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及魏建功等四大史学界名人，其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批判文章的“审核把关” 。
在1973年的“批林批孔”及“评法批儒”运动中，冯友兰先后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文，经毛泽东批示后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追赶进步的冯友兰终于被安排参加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及《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等多篇批判文章，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他还创作了《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在“文革”中期及后期，毕生追赶进步的冯友兰曾激情洋溢地连续创作了25首歌颂“文化革命旗手”的咏史诗；毛泽东78岁寿辰时，冯教授竟然一口气创作了由33首诗汇编成的《韶山诵》组诗，热情万分地讴歌伟大领袖。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梁效写作班子被解散，冯友兰亦遭关押审查达3年之久。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审查，专案组要求他“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并背靠背地对其进行严肃批判。直到1979年他才获准赴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81年，冯友兰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他在其中有如此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是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涌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他亦师亦友的同仁梁漱溟却因为只愿批林而拒绝批孔而受到了严厉批判）。
1982年，他获准赴美国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1985年，北大为大师冯友兰举办90寿辰庆祝活动邀请梁漱溟教授出席，梁教授却以“今天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为由婉拒了；在冯友兰离世之前，两位个性差异巨大的世纪老人还是见面促膝话了一次桑麻。
1990年11月26日，这位毕生追赶进步的一代哲学大师终于离开了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再也无法追赶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