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专家、杜聿明司机及“现行反革命”

老大哥朋友的父亲曾经做过洋车行学徒，做过洋车修理行的领班，做过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的“特约修车商”兼忘年好友，做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及赴缅远征军的修车驾驶教官和杜聿明军长战地指挥车的少校专任司机，五十四岁的他后来竟然还在看守所及监狱中做了近十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因此他绝对是一位有着传奇般人生经历的两朝“老奇人”。

虞少校公子（右2）与笔者及朋友摄于第5军军部警卫连及停车场

两朝“老奇人”姓虞名鸿森（原名文森，后由杜聿明军长将其改名为鸿森），1900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生性活跃求新且求知欲极强的他13岁时即离乡背井远赴上海滩，在德国人、美国人及英国人开的洋车行里兢兢业业地刻苦学习修车技术及英语，并在短时间里就积累了大量在当时属于特稀少也特适用的汽车修理技术。

1936年，上海福特公司安排技术精湛的虞师傅到洋车市场更大的民国首都南京美通公司担任领班。因为南京有诸多的国民政府党政军机构及大量富商大贾，各种国家生产不同品牌及型号进口洋车的保有量自然在全国也首屈一指，市场需求巨大，娴熟且精湛的修车技术更让他很快就在京城修车业中名声大噪。

1937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陆军第25师副师长、抗战名将杜聿明少将被任命为首任团长。拥有大量机动车辆的装甲兵部队必须配备技术一流的修理保养技术人员，才能应对和满足战时机动车辆维修的特殊需要。徐庭瑶总监通过朋友了解到了虞鸿森的修车技艺，于是推荐给了杜聿明团长（非常欣赏虞师傅修车技艺的徐将军以后还和虞师傅成了忘年好友）。

那年头的中国人好像都颇有家国情怀与爱国之心，也不需太多的谈话或动员，在杜团长发出了邀请后，修车业务已开始呈现“财源滚滚”趋势的虞鸿森，毫不犹豫地决定“投商从戎”，带着自己的徒弟及时加入了装甲兵团，成了著名战车专家、装甲兵团修理厂厂长李恩叙上校麾下的得力部将，从此就追随着杜聿明将军的机械化部队赴淞沪、退南京转皖赣、抵湘潭、迁全州、驱昆仑关、再远征缅甸及滇西等多处腥风血雨的抗日战场。

在第5军全州后方基地，担任修理厂厂长旗下的两个关键机构的修理股少校主管兼修理与驾驶教官（另一机构为制造股）。虞教官借助自己的精湛技术，与修理厂制造股的袍泽们同心协力，加班加点为前线争分夺秒地抢修受损的机动车辆。1939年下半年，虞教官身兼修理驾驶教官及杜军长专职驾驶员二职，随杜将军驻扎在第5军在昆仑关附近高大岭的军部，随时接受各种任务安排；其间虞教官还亲自动手对蒋委员长送给杜军长做指挥车的林肯牌装甲防弹轿车进行了技术改造（将车轮更换为装甲车车轮，车身涂满泥土以防空袭）。

1942年，中国第一路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助英军狙杀日寇，虞教官又作为杜军长的指挥车专职驾驶员，开车送老长官不断奔波在弹火纷飞的异国大地上。虞教官后来回忆自己老长官时还不无敬佩地告诉自己的后代：他送杜军长去同古第200师戴安澜部视察军务途中，为赶时间必须夜以继日地行车，杜军长坚持自己白天开车，夜间才由虞司机开车。有时途中修车，杜军长也会爬进车底下，询问具体故障情况，或帮虞司机出主意解难题，毫无大官的架子，而且文科与军事科出身的杜将军对机动车及机械原理竟然还相当的熟悉。

1943年，杜军长准备送虞少校去湖南洪江机械化学校进修后再晋级上校军衔，继续留在第5军总部服务，但考虑到需要在军校学习6个月且需集体加入国民党，不想受拘束也不愿意介入政治的虞少校便婉拒了老长官的盛情。抗战胜利的1945年12月，已萌生出解甲归田去首都去重操旧业当汽车行老板美好愿景的虞少校随即向军部递交了退役申请书，在退役费尚未领取到的情况下，就携一家大小六口，匆匆在昆明搭载一辆陆军辎汽第10团的美国杰米希大卡车抵达长沙后，又换乘湘江小火轮经洞庭湖一路辗转至汉口再沿江东归。

1946年，虞前少校在上海小憩数月后，又奔赴南京，在广州路151号五台山体育场旁边租房租地，开办了自己的汽车修理行—南京美通汽车修理行，自己开始当老板了。开业第一天，国民政府装甲兵总监徐庭瑶将军的座驾就来定点维修了。后来，杜聿明、龙云、邱清泉等更多军政大佬的车也都先后成了美通修理行及虞老板的老顾客。1949年3月，虞老板的忘年交朋友徐庭瑶将军亲自和派副官登门，邀请他随其赴台湾，并告知已为他安排了工作位置，但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虞老板断然婉拒了，因为他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私企老板。

1950年初内战结束后，汽车修理行业务日益清淡且日趋萧条，虞老板就只能关闭了自己的修车行，只身再去大上海寻找工作。颇为幸运的是，虞前老板不久即在上海专事机动车修理的华东军区7424工厂谋得一份收入颇丰的7级高级修理工职业。1953年，工厂领导安排虞技师去南京的同行企业7425厂担任小轿车专业维修组组长，虞技师又一次出征了。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更触及灵魂身心的超级大灾难却正在悄悄等待着他。

1954年4月的某一天，虞技师的修理组承接了一辆高级干部（据说是一位唐姓上将）专用轿车的维修任务，轿车修理完毕后，虞技师去现场提醒和安排两位负责主修青年工人在维修完工后的道路试车检验，其间，两青工离开了约20分钟，他们返回后就一起驾车试行驶到新街口即原路返回了工厂，道路检验结果确认汽车性能正常，但没想到交车数日后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原来，高干的轿车在东郊道路上行驶中，却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并被及时拖回了修理厂检查。经再次认真检修后，竟然在汽车的后牙包（差动轮系）里查出了一块极有可能破坏齿轮的小铁皮，普通的维修责任事故迅速上升到了严肃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

军 区保卫部与工厂保卫部门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联合办案，所有到过修车现场的人员均受到了严格的清查。虞技师尽管只到过现场短短20分钟，但因其在抗战期间长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军队服务，还与大战犯徐庭瑶及杜聿明有长期的特殊关系，他不容分说地被列为此“反革命破坏案”的最大犯罪嫌疑人，很快他就被刑事拘留并快速转为逮捕。到了被拘押四年后的1958年，他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现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0年。虞技师接到这份莫名其妙的判决书后，阅读后不禁仰天长啸了一声，没想到此行为立即遭到了同监室“积极改造囚犯”的检举揭发，监狱管理方随即没收了判决书并任其永远地消失了。虞技师的夫人及6位子女也自此背上了“四类分子亲属”大黑帽，遭遇了各色各样的歧视与迫害直至虞技师被改判无罪获彻底平反。

1981年，虞技师的次女专门赴南京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其父提出平反申诉请求，省高院面对这一技术性较高的特殊案例，专门组成了高级技术专家组对当年的案情重新认真分析审查，还聘请一位高级汽车修理工做了模拟犯罪试验，负责试验者拆除再重新安装好牙包整整耗用了两个小时之久，由此确定20分钟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该项犯罪的，次案纯属冤案，江苏省高院随后裁定“原审案件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原判决，改判原案被告虞鸿森无罪”。

更让人悲从中来的是，虞鸿森先生作为1954离奇大冤案的受害者，却没能等得到自己最终平反的佳音，1974年1月6日深夜，虞同学、虞师傅、虞教官、虞少校、虞老板及虞技师在故乡的寒碜老屋中孤独而痛苦地辞别了他既勇敢保卫过更深深热爱过的中华大地及同胞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