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国时期的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系统中绝对是一道亮丽无比的风景线。笔者之所以对民国的私立学校有如此兴趣，首先是自己的父辈中有多位曾经任教于各种性质的私立学校（父亲从军队退役后还以“校董代表”身份在民国首都一私立中学担任过副校长兼教师直到1952年私立学校历史彻底终结）；其次是因自己在研习中国近代史过程中，发现当年遍布中国城镇乡村的私立学校无形中竟然还成了包括同盟会、兴中会、光复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及民主同盟在内的各类革命者与离经叛道者的特殊避风港或安全藏身地。

私立学校，是清末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一种面广量多、作用也很极为重要的私营教育机构。包括私塾在内的私立学校最初只是官立学校（后改称国立学校）的补充，后来，私立学校反喧宾夺主地成了国立学校的重要竞争对手。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全国的私立学校无论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学校教学质量及在校学生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国立学校，民国私立学校的这一重大特点，自1950年代开始，教育被升级成了严肃的“战线”后就不再被宣传提及了（之后虽有“民办学校”大量出现，但出资者与管理者均为基层政府组织，与传统的私立学校已风马牛不相及了）。

民国时期因为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无力筹措到相应的经费来满足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对私人办学是大力提倡、积极支持的，还会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助。以1933年的统计数据为例：私立大学的数量已是国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及市立）的1.5倍；私立专科学校的学生，是国立学校的2.2倍；私立中等学校学生是国立学校的2.5倍；而私立小学学生则达到了国立学校的4.6倍（参见《民二十二年教育概况统计》31页）。国民政府大陆时期记载各类教育情况的调查统计资料数量繁杂巨大，故很难一文叙尽，但分析上述统计数据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清末到1949年，当时肩负着中国各类各级教育任务的主力军，始终是各类私立学校。

民国时期的学校划分为两大种类，即国立与私立（数量、实力及影响力巨大的教会学校也均归类于私立学校）。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所有国立学校的管理权均划归中央政府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部门；私立学校则由学校出资人、赞助人、学者及社会贤达组成的校董事会负责管理；而在教育规模、实力与质量方面甚至远超中国许多知名国立学校的教会学校，在初期由各创办教会管理（如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卫理会、美南会及美以美会等），后来归属设在香港的一个基督教天主教联合教育机构统一协调指导。

民国“私立学校”的建校办学性质基本都需要遵循一个普适的标准亦即“三要素”：一，主要由私人筹资开办，并全权负责包括校址选择、校舍筹建、校名确定、设施设备教学器具购置等事务；二，学校完全由私人管理，包括学科设置、教材制定及编写和选择、校长的确定及教师的聘任等。三，由私人组成的校董事会负责包括学费制定收取、经费的分配运用和基金的保管增值在内的一切实际事务。不论是任何一类学校，例如社会团体办学、同乡会办学（或会馆学校）、宗族祠堂办学及各类企业办学，只要能够通过这“三要素”的鉴定，政府即允许注册成立。而中国教会学校的经费主要由该教会所属国的总教会负担，因此其校长、教师及司库等主要管理人员，也主要从所属国教会派赴来华任职、教会学校的学科设置及教材也不受中国政府统一管理，教会学校悬挂教会所属国的国旗。

民国著名教育家李石曾

在民国教育史上，也有用公款办的私立大学校，但只有唯一的一所，就是用法国政府退还的庚款开办的“北京中法大学”（所有用退还庚款办的学校，均属国立学校，如清华大学、上海的中法医学院等），这种独特的现象是由于“民国元老”、民国著名教育家、私立南通大学创办人及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人之一的李石曾先生以个人“魅力”所促成的。

民国时期部分著名的国立及私立学校：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及国立西南联大；私立学校有北京中法大学、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南通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形形色色的职工学校与夜校、补习班（知名者如张国焘曾经潜伏过的北京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毛泽东、李立三及刘少奇创办工作过的安源路矿职工学校及陶行知创办、文化“旗手”江青曾在其中担任过教员的上海晨耕工学团旗下各补习学校）；教会学校有北京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协和医学院、东吴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和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及长沙湘雅医学院，还有近7000家中小学校。

民国期间，由于没有形成全国高度统一的教育（包括国立及许多私立及教会学校）领导体系及严格的管理制度，许多学校因此而变成了政府权力及社会管理的薄弱甚至真空地带，竟然成了许多与政府离心离德人员的庇护所（典型者如竺可桢教授执掌的浙江大学）。1950年下半年，当局意识到这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教育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因此及时发起了“大学院系调整”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原有私立高校与中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拆分或并校（被拆分出诸多系科充实其他院校的典型学校有南京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及浙江大学）；教会学校除北京燕京大学被分别合并至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外，全部属于撤销对象，外籍教职员工全部遣返回国。

中国私立学校传道受业解惑树人的百年路，终于在这一年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