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梁启超与贤妻李蕙仙的惊世之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及哀时客等，1873-1929，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荣坑村一农户家庭；作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及文学家，其个人的学识、品格、业绩、成就及巨大无比的社会影响非但足以与王国维、严复、康有为、黄遵宪、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及梁漱溟等大腕级人物比肩，而且还是蔡锷、蒋百里、徐志摩、梁实秋、陈寅恪、王庚及陆小曼等一代大家名流的共同老师；有史学家如此评价梁启超：在民国诸多的大师中，能将自己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恐怕只有梁启超了；也有人将他评定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型人物”。但鲜为人知的是，一代大师梁启超还曾经与其贤妻李慧仙之间发生过一段惊世骇俗的凄美婚恋。
1892年，年方19岁的梁启超迎娶了李蕙仙，因新娘年长其4岁，故梁启超平时坚持尊称她为蕙姐，待之如上宾，爱之胜己身，遇事必先听蕙姐意见后再斟酌决定，夫妻俩在共同生活三十年中始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配合默契，充分体现了真正的你恩我爱。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评价梁启超夫妇的家庭生活时竟然自惭形秽地说“鄙人的《人间词话》在先生的‘人间佳话’前不值一提”。
梁启超奉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所迎娶的原配贤妻李蕙仙，出生于书香官宦门第大户人家，容貌寻常且大夫君4岁的李蕙仙之所以能成为梁家的儿媳妇，其“媒妁”竟然是她的大官哥哥李端棻。1890年，17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而主考官就是李端棻。他非常赏识梁启超的聪慧与人品，两年后就做媒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他。 “戊戌变法”失败后，身为光绪皇帝体制改革“百日维新高级顾问”的梁启超只身逃亡去日本后，贤妻李蕙仙就带着孩子赴天高皇帝远的澳门避难，并成了梁家人的支柱。中国传统夫妻讲恩爱，因恩生爱，夫妻之间同心同德，相濡以沫的美德，被梁李夫妇俩演绎到了最佳之状况。
李蕙仙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与文坛的一波波惊涛骇浪，她总是给梁启超以最大程度的安慰和鼓励，始终与其相依为命，全心全意地助其施展个人才华与抱负。无论是梁启超在海外流亡参与政治活动期间，还是在梁启超回国后“组党宣传共和、讨袁护国、推促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爱国学生及组党践行宪政”期间，她都任劳任怨地替夫君梁启超抄录大量的文章文稿，还坚持做他文章的第一读者。梁启超一生多达九百余万言的著述，大多凝聚着其贤妻李蕙仙的勤劳与功劳。
李蕙仙之所以称得上贤妻，还因为她在对钱财的态度上也是一贯坚持夫唱妇随的。1915年，作为当时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梁启超，坚决反对之前待其不薄的袁世凯大总统“毁法改制称帝”（他曾担任过袁大总统政府的司法总长及币制局长），并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大张旗鼓地表示反对，袁世凯派人悄悄送了20万大洋支票给梁启超，希望他能立即闭嘴噤声（那年头20万大洋的购买力有多大，看看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文豪鲁迅的月收入就可以很清楚了，科长鲁迅当时的月薪为300大洋，用2个月工资就可在北京城里买一套四合院了），当时无固定收入仅靠零星稿酬及学生朋友接济度日的硬脖子文人梁启超断然拒绝收下此巨额“封口费”，之后又悄悄溜出京城奔云南去游说鼓动自己的得意门生蔡锷都督领衔起兵“讨袁护国”了，贤妻李蕙仙对此则毫无怨言，依旧在家中含辛茹苦地相夫教子。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的14年中，也曾在美国檀香山被当地一华侨才女教师何慧珍女士所仰慕并积极追求，有点难以抵御的梁启超也给其女粉丝写去了24首情诗。事后，他又想到此婚外恋情颇有愧于正在澳门替自己支撑家庭的贤妻，于是便在家书中向妻子说了这一情况。收到贤妻的复信后，梁启超就毅然决然地中止了与何女士的“恋情”。1913年，已回国的梁启超受袁世凯之聘担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后，前粉丝何慧珍女士闻讯后专程从檀香山赶到北京求见梁启超，早已回到爱妻心中的梁总长只是在司法部会客室中礼节性地会见了远道而来的她。
1924年，身患重病于弥留之际的贤妻李蕙仙垂泪对夫君梁启超说：“我为你所做，不及你对我的万分之一。我待你的好是有形的，你待我的爱却是无限的，外人不知，唯有我知。我若离去，最对不住的亦是你，因欠你的太多，背在身上沉重，不知如何能还。”贤妻的临终之言足以说明作为夫君的梁启超对自己的爱妻已尽到了仁至义尽的责任。
1924年9月13日，梁启超贤妻李蕙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奠文《祭梁夫人文》，全文照录如下：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文中的君指的是其贤妻，在当时的社会上尊称妻子为“君”的也属极稀罕之现象）。
梁启超的贤妻李蕙仙女士除了穷尽一生忠心耿耿地辅佐自己的夫君外，还为一代大师留下三位同样杰出的后代——长女思顺、公子思成与思庄，其中长子梁思成后来还成了中国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大师，当然还有名气更大的多学科才女儿媳林徽因。